为了弄清蒋的意图，毛泽东找来李克农，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李克农当年在上海是中共特科的骨干，是中共的情报专家，人称“特工之王”。李轻而易举就获取了重庆方面的密电码，可以破译重庆与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之间的电讯联络，从中洞悉蒋介石此举的心态和目的。
8月15日晚，受李克农指挥的情报系统从重庆获悉，重庆各报已被告知，明天一早各报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寒电”。这是蒋先下手为强，向世人公开摆出自己的“求和”姿态，接下来看延安方面如何“接招”。
次日，毛泽东发出给蒋介石的“铣电”。电文很短，回避了他是否要去重庆参加谈判的问题。只说：“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重庆《大公报》，1945年8月16日。当时，朱德致电蒋介石拒绝他不许八路军收缴日军武器、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中共方面认为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因为这100万日军是块“大肥肉”，谁接收了，就等于得到100万人的武器给养。毛泽东要求蒋介石答复受降问题之后再谈别的。这让蒋大为光火。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朱之抗命，毛之复电，只有以妄人视之。”《重庆风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8月20日，蒋介石在反复斟酌之后，向“文胆”陈布雷口授了一封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电报，这就是著名的“哿电”。电文很长，口气更为“殷切”：“……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勠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转引自蔡晓滨：《大变局中的转折点》，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95页。而与此同时，美国在华驻军司令魏德迈也致电毛泽东，希望毛能亲自到重庆商谈和平事项。美、蒋的再度邀请，不能说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但当时中共这边还在犹豫之中，故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往进谒”。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延安枣园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他意识到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与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合明目张胆地帮助中共。在目前的情况下，共产党需要和国民政府和谈，必要的时候，也得参加这种“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说：“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要进去给蒋‘洗脸’，而不是‘砍头’。”
会上最关心的，还是眼下毛泽东的重庆之行问题。在此会前，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一个电文，希望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以寻求一个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避免发生具有毁灭民族危险的内战。毛应该是下了决心，他甚至还考虑到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有可能统一和平，只要有一线希望，共产党就不能错过，只有这样，才能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共产党的形象。但是，依然有不少干部群众阻止毛泽东去赴这个“鸿门宴”。蒋介石出尔反尔的事情并没有少干，万一把毛泽东扣留起来，中国革命的损失将是无法估计的。这个担心现在得知是绝非多余的。200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开放了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研究者发现在蒋1945年9月29日的日记中，居然有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记载。这一发现让研究者大吃一惊，在这以前，从没有任何文献披露过蒋介石想趁重庆谈判扣押甚至审判毛泽东。当然，扣押毛泽东的后果，蒋是非常清楚的，也许正是因为多种顾虑，蒋最终没有能够破釜沉舟，而是放弃了这个“危险”的“冲动”。历史就这样按照后人所熟悉的轨迹走过来。但在当时，毛本人确实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但建议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在自己和周恩来不在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5个人。
估计蒋介石并没有猜到毛泽东的真实想法，他认为毛不会前来，被逼无奈派周恩来到重庆周旋，自己仍然躲在延安不敢露面。因此，为了把自己在舆论方面彻底做强，他在8月23日发出第三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称：“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忍俊不禁：“蒋介石果真以为我不敢去重庆了！”
8月24日，毛泽东发出了第三封回电：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重庆《大公报》，1945年8月26日。
可以说，重庆谈判更多是因为美、苏的影响。此时，蒋依然把共产党看成是主要敌人，而共产党也认为蒋是敌人，两者之间的对立没有丝毫改变，但由于“国共反映美苏”，美、苏在远东要达成妥协，国共双方必然走到谈判桌前。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201页。
一下飞机，毛泽东就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新华日报》，1945年8月28日。
毛泽东的到来，轰动了整个山城，各界民众把国内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这次国共会晤上，人们称赞毛泽东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肯定了中共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张云：《中国历史的大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第二天，重庆、上海，甚至香港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这个书面讲话。蒋介石可能没有料到，是他自己三番五次拱手把毛泽东送上了全国舆论的制高点。其实，蒋介石此时已经输了第一步。
8月28日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称蒋为“委员长”，蒋称毛为“润之”，表面上，气氛相当融洽。会后，蒋还邀请毛在林园下榻。
8月29日，国共双方开始了初步接触。商定国方代表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4人；中共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两人。主要就三个方面进行谈判：
1和平建国大计（由蒋、毛直接商谈）；
2目前紧要问题（如对日受降、军队布置、伪军处置等）；
3一般问题（如军队、地区、政治会议、地方政权等）。
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要求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等。
9月4日开始，国共两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整个过程唇枪舌剑，几经周折，最后，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两个问题。
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处心积虑要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为了争取和平，共产党在谈判中作了必要的让步：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领导的军队可以大量消减。当时人民军队人数已超过100万，共产党方面提出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为263个师。但国民党方面断然否定中共的提议，苛刻地要求“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甚至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其后共产党又进一步作出让步，同意保留43个师，比例接近1/7。国民党方面提出军队将编至140个师，中共方面提出可相应改编为20个师，双方军队比例仍为1/7，但国民党方面仍死咬住12个师不放。对国方的这一态度，中共代表感到愤怒，以致王若飞拍桌子怒骂国民党独裁实与墨索里尼、希特勒无异。双方谈判因此陷入僵局。
关于解放区问题。共产党方面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但国民党方面将解放区斥为“封建割据”，表示承认解放区“为事实所绝对行不通者”。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5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广东、湖北等6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个特别市的副市长；国民党只表示留任中共方面的人员为各县行政人员，而省行政人员，如主席，至多可“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双方谈判目标的差距更大。
从4日至21日，国共开了8次会议，有时还个别交谈，但分歧太大，斗争尖锐，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黄友岚：《争取和平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页。21日后，谈判一度陷于停顿，直到27日才恢复谈判。这期间蒋介石竟索性带着宋美龄到江西度假去了。在27日的日记上，蒋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忏悔，而反要求组编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实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以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103页。可以看出蒋对中共厌恶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绝不可能平等对待中共。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就翻出1933年编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
在谈判停滞期间，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一再撮合双方回到谈判桌旁，他最后说动介石把允许共产党保留的军队提高到20个师，又劝说中共让出广东、海南、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的根据地，但其他方面，他依然无能为力，最终放弃回国。
谈判期间，蒋介石还玩弄两面手法，暗地里密告胡宗南：“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使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及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优越军事形势和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不仅如此，蒋还采用边谈边打的办法，妄图迫使中共“就范”。9月上旬，调集了38万军队发动上党战役，企图夺取富庶的晋东南长治地区。八路军以牙还牙，刘伯承、邓小平组织3万军队，5万民兵，进行反击，彻底打破了蒋的阴谋。
与蒋的焦躁、郁闷相反，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却异常的轻松自如，尽显大政治家的睿智和气度。谈判桌外，毛的社交活动丰富多彩，不断接受各国记者的采访，参加国际活动，会见各方人士。他不仅拜访了多年与中共友善的各界民主人士，如张澜、柳亚子等，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的“反共”大佬戴季陶、陈立夫等人。
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过多次让步。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两党的争端。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
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之后，在张治中的陪同下，毛泽东当日飞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留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商谈尚未取得协议的问题。是夜，蒋介石辗转难眠，在日记里写下“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之语。其准备与中共和毛泽东决裂的决心已昭然若揭。
40多天艰苦而复杂的谈判换来的“双十协定”其实形同虚设。正如毛泽东回延安后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13日，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共密令。10月底，国民党第三十、四十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1946年6月，蒋介石终于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向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正如当时的民主人士梁漱溟所感叹的：“一夜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  |
| 相关专题 |
| · 专题资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