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的长征岁月·西征篇

红六军团离开清水江地区时，苗、侗人民积极协助，找渡口，绑木筏，架浮桥，收集船只，使红军得以在清江县（1914年改为剑河县）的南家堡渡过了清水江。但红军行军到了八卦河时，发现敌主力已在沅水北岸拦阻，不得不撤回来，改由大广、小广西移，不料9月26日先头部队行抵大广时，遇到湘桂两军伏击，主力在红十八师掩护下，进入大广偏西的大山，但担任前卫的第十八师第五十四团却遭受严重损失，团长赵雄阵亡，第五十四团因此拆编。这是入黔后第一次遭遇战。

直到29日，军委领导才认为红六军团前临 阳江、后濒清水江的处境“是绝对不利的”，要他们当晚渡 阳江，迅速向江口前进。任弼时等只好进到镇远以西，越过施秉至黄平的大道，寻找空隙渡那日河，再向铜仁、江口北进。这时敌军已在施秉、镇远、三穗一线配置，红军又遭遇黔军4个团东西两面夹击。战斗从10月1日上午10时开始直到2日拂晓才结束，红军终于突破敌军阵地，抢渡大沙河，袭占黄平旧城（即老黄平）。这是第二次遭遇战。

接踵而来的是第三次也是损失最惨重的遭遇战。

10月1日至4日，中革军委3次来电，一再肯定贺龙和“二军团部队已占印江”，一再督促“迅向江口前进”。但来电对江口的位置并没弄清楚，电文说：“如江口县在乌江西岸，应即改为向乌江以东、铜仁以西、印江以南的目的地前进；如江口位置未错，应即向江口前进”，“绝未令你们渡乌江向西行动”。特别是4日中革军委在命令中明确地说：“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这时，红六军团已到达乌江边瓮安县的猴场，本拟出敌不意，抢渡乌江，甩开敌人设法与红三军联系，接到军委连电催促后，不得不掉头向东北经石阡到江口地区。事实上，桂军没有南开。4日，湘、桂、黔军3方的代表正在镇远开紧急会议，制订联合作战计划。他们判断红军不会西渡乌江，北上必经余庆、石阡，于是星夜出动，企图消灭红军于石阡地区。

由于情报不准，疏于戒备，任弼时率部东进，准备在石阡县的甘溪大休息，对周围的敌情并未觉察。前卫部队在李达率领下行抵甘溪时，突然与桂军第十九师遭遇，战斗失利，李达只得率两个团向西翻过梵净山渡乌江去找贺龙的红三军，和主力失去了联系。军团部一时弄不清前面的情况，措手不及中难于定下行动决心，只好转入梵净山区。9日，向施秉的大庆转移时，又与敌遭遇，边打边走，一路上遭敌拦击，互相对峙。王震率第五十三团在深山中临时辟路突围，后卫第五十团又被切断。经几次遭遇战后，部队被截成3段，在湘桂黔军24个团的包围下，于石阡、余庆、施秉间孤军奋斗，以寡御众。10日，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电告朱德：七日甘溪战斗中“我军前后减员约千六七百人”，“人员、弹药、精力消耗甚大”；“贵州山地，悬崖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目前情况下，我军与敌人大规模的战斗十分不利”。为此，他们向中革军委提议将部队分成两个纵队，由王震率第十八师，任弼时、萧克随第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迅速转到黔东苏区附近，并准备12日开始分头行动。但军委对此未予答可，仍令他们集结部队，按原定的路线向江口前进。

梵净山区，山高岭峻，居民稀少，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往往一天吃不上一餐饭；没有鞋穿，战士赤着脚在密林中转战。这时，任弼时病了，三天两头发疟疾，身子十分虚弱。他先是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后来改骑萧克给他找来的一匹马。但山势陡峭，骡马在羊肠小道上行走常常失蹄，他只好拄着木棍徒步行军。队伍零零落落。电台的队长阎知非背着机器，行走非常困难。任弼时见了，让通讯员把马牵来给阎骑，阎说我走得动，让陈琮英骑。这时，陈琮英却掉了队，赤着脚倚在树下喘息。负责宣传和收容工作的陈罗英发现她后，连背带拖地把她带走，这才赶上了军团部。她知道陈琮英身上带着机要的密码本。任弼时见了她们，高兴而诙谐地说：“哎呀，真要感谢你呀！我丢得起老婆，却丢不起机要密码本哟！”因为保护党的机密有功，陈罗英后来被提拔为湘鄂川黔省军分会的候补委员。

红六军团被困于梵净山区已经七八天了，眼看不改变原来的行军路线，可能遭更大损失，于是决定向南面的甘溪方向转移，由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担任警戒。但这支队伍又与正在山上阻击的湘军遭遇，当主力转到甘溪时，担任后卫的红十八师第五十二团又被截断。

17日，主力到甘溪后，拟走小道，伺机通过石阡、镇远间的敌封锁线。傍晚，任弼时和萧克、王震商量如何突围。任弼时说：“哪怕牺牲一点也要突出去，等到明天就麻烦了。萧克，你下决心吧！”王震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有路无路都要突出去。”他们让陶汉章找来一个猎户带路。

决心既下，任弼时便向部队作动员。他说：“我们都是为土地革命出来的，要同生死、共患难，坚决打出去。前面就是贺龙的部队，打出去就是胜利。”萧克立即布置了两路警戒，一路向南面的镇远方向，一路向北面的石阡方向，又占据了东去的路口。任弼时等以老猎户为向导，率领全军进入人迹罕到的夹沟。天很黑，沟里有尺把深的水，战士们人人头上扎一块白布，映着微微天光，紧跟着行进。陶汉章回忆说：“天下雨，风四五级，敌人在山上，我们在洼里走，不准说话，不准有火光，只听得子弹在头上呼叫。走了四个多小时，平安无事，又找到一条小路，这时弼时同志说：走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