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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外交战略的调整

王巧荣 

2014年04月22日10:10   来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原标题: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外交战略的调整

(三)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内容的丰富和完善。

新的外交战略在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国外交实践的不断发展,这一战略的内容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若昂·菲格雷多,对中国的新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解释,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8]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具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9]1986年3月,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的报告中,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归纳,报告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并说,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10]

至此,十二大确立的新的外交战略,通常称为“独立自主外交战略”的内容日臻完善。主要是:1.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2.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自己的立场。3.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包括结盟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

二、中共调整外交战略的依据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依据是: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格局及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发展方向、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的深刻认识和及时把握及对中国正在坚持的外交战略重新审视。

(一)国际格局及中美、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客观依据。80年代初,国际格局虽然仍是美苏两极对峙,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了被动,国力削弱,对中国的威胁有所减弱。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加剧了与苏联的争夺,也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美国和苏联之间的较量由此前的苏攻美守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于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国际格局中的这种新变化使中国政府不能不去重新审视并在外交上做出相应调整。

在美苏关系趋向紧张的同时,中美、中苏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波折、困难和摩擦。先是美国在两国建交后不久即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对刚刚建交的中美关系造成冲击。后是美国总统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几乎引发中美关系的倒退。1982年中美发表“八一七”公报才使中美之间因美国售台武器所引起的一场危机有所缓解。中美关系经历的这些波折和摩擦,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美国一些势力关于中国的一些片面看法,引发了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对美政策的思考。另一方面,中苏之间露出一缕缓和的曙光。苏联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攻势,开始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就中苏关系发表讲话,表示希望改善中苏关系,呼吁中苏应该实现关系正常化。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这种微妙变化,为中国在美苏间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提供了机会。

(二)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国际局势的判断认为,由于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存在,战争的危险性是一直存在的。一度认为大战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并在国内作好早打、大打及打核战争的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领导人对战争问题的看法开始有所变化。虽然仍坚持“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但不再认为“迫在眉睫”,而是强调有可能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干部会议上表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11]1981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听取军队同志汇报时指出:我看大仗几年打不起来。美苏两霸在战争问题上,谁也不敢先发动。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造成人为的紧张。[12]基于对战争可以被延缓的判断,中国领导人考虑把反对霸权主义,争取和平的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的变化是此次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又一客观依据。

国家利益是指主权国家全体人民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精神要素的综合。包括如下内容:国家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集中表现在保护国家有形本体的存在上。包括维护本国领土完整、人民生存不受外来势力的控制侵略等方面利益。这是一个国家首要的、根本的利益。国家的经济利益表现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繁荣等方面利益。政治利益主要表现为主权独立、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利益。文化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的维护,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持,民族认同感的确立和维系等方面的利益。各种国家利益在不同条件下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在一定条件下,当某种国家利益成为更紧迫实现的需要时,这种国家利益在排序上就先于其他种类的国家利益。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十二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具体的战略部署,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13]中国要实现这样的经济建设目标,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希望至少有50年到70年的和平时间。[14]国家的外交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国家的总体战略服务的。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意味着发展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的核心。相应的中国外交目标也要从重点维护国家传统的安全利益转移到实现和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上来。

(四)“一条线”战略在中国外交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一面。

首先,制约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使中国外交上的灵活性和主动性受到一定的影响。“一条线”战略与“一边倒”战略一样,都是以战略关系划线。“一条线”战略强调“联美抗苏”,突出了中国与苏联的敌对关系,美国却利用其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与苏联又争夺又对话,使中国在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居于被动地位。其次,“一条线”战略不利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由于中苏相邻,“一条线”战略下,中国处于反苏霸权的前沿阵地,使中国的安全环境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采取“以苏划线”的做法,使中国与苏联集团、对苏联有好感及在中苏间保持中立的国家的关系变得或敌对,或复杂化,或与中国疏远,这对于中国安全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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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思瑶、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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