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5年年初，刘伯承和陈云率领军委纵队成功地渡过了乌江天险，于1月9日进驻贵州遵义。在这里，刘伯承和陈云分别被任命为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负责遵义城内的防卫事务。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出席了这次会议。到遵义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黎平会议上确定的，但博古对此提出异议。当时参加长征的中央常委只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和陈云4人，于是周恩来在会前找张闻天和陈云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张闻天表示还是应当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赞成张闻天的意见，为此周恩来下定决心，维持黎平会议的原议。
陈云原先对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并不很了解，只是感到湘江之战的历史不能重演了。会上，他听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对博古、李德的批评，了解了情况，发言时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坚决支持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在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努力下，会议终于决定取消“三人团”，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于是，在军事上、组织上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奠定了长征胜利的基础。
会后，中央常委决定由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会议的决议，陈云为此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在红军过威信至鸭溪的路上向部队做了传达。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82年，中央档案馆翻出了一份缺少第一部分也没有落款的档案，从内容上看是关于遵义会议情况的。工作人员找了许多与会者辨认，大家都说不清来历。手稿送到了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
陈云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而且当年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所以，在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之后，这份手稿被送往陈云同志办公室。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说：“我收到手稿原件时，陈云同志的工作正忙，所以在我那里压了一段时间。直到四五月间陈云同志按惯例在杭州休养时，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手稿交给了他。大约过了1个多小时，他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这是我写的！’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是陈云同志写的字。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写的传达提纲……”
陈云看后，认出这就是他写的那份传达提纲的手稿，可是具体写作时间记不清了。后经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写成的，因此写作时间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这一段时间内。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这份传达提纲，如今成了党史学界研究遵义会议的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传达提纲中，陈云记载了会议的时间、与会人员、与会人员身份、会上主要人员的态度、会议作组织调整的具体内容。他用大量篇幅记叙了会议关于5次反“围剿”与西征中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严厉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随着手稿的发表，一下子澄清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争执不休的疑案。
20世纪80年代，遵义着手恢复一些纪念场所时，本想恢复陈云的住处。他得知后表示：不要恢复遵义卫戍区司令部旧址，那个地方现在做什么用就继续做什么用，只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牌上写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我住在什么地方，现在那里做什么用，这就够了……
由于遵义会议将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改为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所以红军离开遵义后，改向川南方向前进。在土城一仗中，红军失利，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连夜开会，决定撤出战斗，东渡赤水西进，同时决定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会议一结束，他立即集中大部分卫生部、运输部的担架，赶到前沿阵地把伤员抢运下来，安置在镇内和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家中，并付给一定的医食费用；然后指挥军委纵队，把所有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机器和其他笨重物资，或销毁，或掩埋，或投入河中，但无线电台一台也没有丢弃。陈云彻夜未眠，仅用10个小时便完成了所有任务。
二渡赤水时，陈云负责架桥。因桥未架好，部队改为乘船过河。为此，陈云事后常引为憾事。后来，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赤军之忽然由威信折回赤水河东，待川军发觉而折回时，赤军已渡赤水河而占桐梓、娄山关。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朱德、毛泽东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
红军三渡赤水后，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待滇军入黔增援时，又掉头西进，进入云南。那里盛产火腿，红军痛痛快快地解了一次馋，以至于几十年过去了，陈云仍记得邓小平当时送给他一个水葫芦和一把小勺。就在通往昆明的公路上，陈云同周恩来等人行军时，居然还截获了一辆云南军阀龙云派出给国民党“前敌”总指挥薛岳送军用地图和云南白药、宣威火腿等礼品的汽车，令红军喜出望外。
为了进一步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当时陈云的组织和指挥才能很快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认为他很有能力，善于指挥，在各个部队中均有威信。于是，在中央红军由云南禄劝县西北的皎平渡口北渡金沙江时，陈云和刘伯承被分别任命为渡河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和司令员，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共同组织部队过江。
金沙江因江底盛产金沙而得名，发源于青海省，是长江上游的一个支流。江的两岸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水流自西向东，水流湍急，不能架浮桥，只能摆渡。人们只能望江兴叹，徒叹天堑。当时搜集的大小船只总共只有7条，大船可渡30人，小船可渡11人，而需要渡河的红军人马则有几万，且每小时只能往返三四次。所以能否有条不紊地上船是成败的关键。刘伯承和毛泽东等在北岸指挥，陈云和周恩来在南岸组织部队上船。
渡河指挥沿途贴出布告宣传，部队到江边必须停下，等待号声前进。每船被标明号码，并按船大小规定所载人数。部队按指定船只，一路纵队依次上船，坐在事先指定的位置，即使军团长、师长也不能例外。船上除船夫外，还指定1人为船上司令员，大家均须听命于他。为了保证船工体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指挥部发给他们每人每天5元大洋；每昼夜开顿饭，顿顿杀猪；指挥部人员则每餐只以青豆为菜。当时，那些船工虽然都是苦出身，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吸毒成瘾。这些受害者一染上毒瘾，没烟土就动不得。因此，陈云下令，对船工原来支起的大烟锅不能动。把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大烟土发给这些船工一部分。再多弄一点白酒来，满足供给。同时，陈云对这些船工进行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鼓动船工进行配合。
在渡江司令部，陈云和周恩来昼夜指挥7条船摆渡，沉着、冷静、机智、果敢的指挥风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担任陈云卫生员的陈文陶目睹了这一情景，他回忆说：“为使三军顺利过江，陈云同志根据船少人多的情况，非常细致地以分秒计算时间，同时做了战略部署：为了保证部队过江，五军团一部利用乌蒙山天险阻击尾追之敌人。……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另一方面，渡江在紧张地进行着。渡江指挥部需要计算每小时、每一天可以渡江多少人，谁先过，谁后过，一点也不能乱。陈云同志对每一趟渡船来回需要多少时间都计算得非常准确……”
由于组织工作周密有序，5月1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关3万人马只用9天9夜就全部渡过了金沙江。两天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渡江之后，陈云经常奉中央之命来往于各军团之间，传达中央及军委的命令。当红军先后进占会理和冕宁时，陈云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理会议；在冕宁的总政治部驻地接见了中共西昌特支负责人，并了解西昌和冕宁地下党的情况，商量建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和组织抗捐的事；随后又同周恩来召开了有当地干部参加的总政地方工作部会议，决定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会后还起草了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主持了几位地方积极分子入党的仪式。由冕宁继续向南走，红军通过了彝族区，又过了大渡河，到达泸定县城。在那里，他又出席了中央负责人会议。那次会议只做了两项决定：一是中央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应该说，陈云对于长征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但他却很少谈到自己的功劳，偶尔回首往事，他谈到的也更多是别人。延安时期，有一次，他曾问身边的工作同志，你知道长征时我们是怎样过日子的吗？工作人员说“不知道”。他就说：“我们都是白天走路，晚上到宿营地后，要根据搜集到的敌人走到哪里了的情报进行研究，研究部署完了才能睡觉。只有一个人，是白天行军，晚上却睡不成觉，那就是周胡子（指周恩来）。他晚上要等各个部队都在什么地方宿营、遇到了什么情况的详细报告，确定第二天的部署，哪些继续前进，怎样对付敌人，然后到哪里去。等安排好这一切，电报发出去了，天就亮了，只好白天在马上打个盹儿。那可是长期如此啊！在整个长征中都是这样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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