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苏区经济工作奠基
陈云同博古于1933年1月17日由上海出发，他们在中央特科的安排和护送下，先乘船绕道广东汕头，换乘火车至潮州，再乘火轮至大埔，在那里同中央苏区派来迎接的武装交通队员会合。
为了避开国民党的封锁线，陈云等白天休息，夜间走荒无人烟的山路。他们路过每一个交通站时，并不住在站内，而是住在野外的“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他们挤在里面睡觉。在途径福建与广东交界的永定县游击区域时，遇上国民党军队的清剿，幸亏武装交通队员卓雄将敌人引开，才使他们化险为夷。
卓雄原名赵才廉。由于表叔思想激进，他12岁就被表叔带出去参加革命。1927年，15岁的赵才廉加入中共。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毛泽东前妻贺子珍之妹贺怡的前夫）把他改名“卓雄”。后来，他被调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科长，来来回回在秘密交通线上接护从上海来的首长。李德、林伯渠等进入苏区都是他去接护的。
卓雄去接博古、陈云这一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的，消息走漏，1000名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十几个小青年。幸亏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脱险。
1月的江西，天寒地冻，北风怒吼，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当他们由上杭县才溪乡进入中央苏区时，陈云往地上一躺，伸开手脚，呈“大”字形，喊了一声：“总算到‘家’了！”躺到地上，他望着风起云涌的天空，心情很不平静。
对陈云来说，江西并不是一块陌生的土地，尽管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多少年来，他一直寄予向往与崇敬。他知道，震惊中外的路矿工人大罢工就爆发在江西安源，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毛泽东在这里发动了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并在江西这块热土建立了全国苏维埃政权。如今，中共一代要人正在赣南坚持着艰苦卓绝的苏区斗争，抵抗着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军事进攻。
陈云疾步走在赣南山区的崎岖小道上，用爱慕的眼光抚摸着路旁一草一木，流露出对江西这块红土地的敬仰之情。
一到江西，陈云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身份，立即投入紧张的职工运动。他穿着一身简陋的衣衫，冒着刺骨的北风，踏着坎坷的山道，下基层，进工厂，走作坊，了解情况，听取反映，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
几天下来，喜中带忧的苏区职工运动的情况，陆续汇集到陈云的脑海。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毛泽东、朱德等艰苦努力，中央苏区的职工运动初具规模，不仅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还开展了不少斗争，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1年多前，周恩来进入苏区后，江西苏区的职工运动更是如虎添翼，获得蓬勃发展。
这时，王明的“左”倾错误在江西苏区占了上风，职工运动也未能免幸，明显地打上“左”的烙印。陈云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苏区职工运动“左”的错误倾向主要有：不问实际，盲目地搬用适合大城市的《劳动法》，使根据地有些企业不堪重负而倒闲；不从当地具体情况出发，呆板地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青工6小时工作制，影响企业生产任务的完成；不顾企业的接收能力，强行介绍失业工人进去，造成企业效益降低、负担过重；把大城市总同盟罢工的做法机械地搬到苏区，危害苏区的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
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陈云还了解到，工人运动中不仅有“左”的倾向，也存在右的倾向。陈云认为，江西苏区工人运动右的倾向，集中表现在：有些地方忽视职工的积极性，忽视职工的利益与愿望，对职工运动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有的领导不深入基层，不深入职工，不注意改善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引起广大职工的不满，低估甚至无视职工的政治热情，不去积极领导、组织工人运动；不问各个企业、商店、作坊的实际情况，千篇一律地提出同样的要求与纲领。
职工运动中“左”的和右的不良倾向，令初入江西的陈云感到忧虑、焦急。他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决心改变这种状况，进一步引导苏区职工运动向健康方向发展。
决策果断、办事利索的陈云，说干就干。他周密安排，慎重部署，为纠正工人运动中的错误倾向而日夜操劳。
针对苏区运动中“左”的做法，陈云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他明确指出：“这些做法，只能破坏工农联盟，破坏苏维埃运动，破坏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在他看来，苏区中许多企业和作坊倒闭、资本家乘机抬高物价、工人脱离党和工会的领导，无不和职工运动中“左”的错误有关。
“职工运动中右的错误倾向，必然妨害工人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妨害工人和工会之间的联系，造成苏区工人运动缺乏生气、无法深入发展。” 陈云同样抨击了右的做法，剖析了它给职工运动带来的不良影响。
长期从事职工运动，对职工运动有着深厚感情以及丰富领导经验的陈云，不仅分析了影响苏区职工运动健康发展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并且针对性地提出了纠正“左”、右两种倾向的正确意见。
陈云在领导苏区工人运动时，特别注重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基层的工人群众经常看到他瘦削、矫健的身影。他身着一套精粗布衣服，头戴一顶帽子，脚穿一双布鞋，奔波各地，指导地方上的工运，帮助整顿、健全各级工会组织。不少人劝他注意休息，不要把身体拖垮了，陈云听了只是笑了笑，依然不分白天、黑夜地深入工厂、职工之中，一心扑在职工运动上。
4月的一天，阳光灿烂，微风阵阵，又是一个明媚的春日。此时的陈云却双眉紧锁，一脸愁色。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抽着劣质的卷烟，双眼凝视着窗外，苦苦思索着发展苏区经济的对策与办法。
一转眼来江西苏区已过了3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陈云在指导职工运动的同时，也接触了根据地内开展经济斗争的不少情况。他了解到，由于接连不断的军事胜利以及猛烈发展的革命战争，迫切要求苏区军民开展经济战线的斗争，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只有具备宽裕的物质条件，才能支持长期而残酷的革命战争，才能改善军民的生活。”工农出身的陈云对物质条件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始终认为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斗争，离不开人民群众物质生产的政策。
陈云也了解到，根据地的经济斗争还存在不少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经济斗争的深入进行，必须坚决予以纠正。“错误的路线不能和正确的路线并立，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不去除，经济斗争无法正常开展。”在斗争实践中，陈云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深恶痛绝，始终旗帜鲜明地加以识别和抵制。
每当思考问题时，陈云总爱抽上几口烟。随着烟雾的慢慢吐出，头脑中的思路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决心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苏区经济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认真的探讨，从而为苏区的经济斗争提出兴利除弊、中肯实在的意见，也为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他不时地到群众中去听取他们的意见与要求。间或，找各种类型的干部座谈，广泛听取反映。花了几天的时间，陈云写成了《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很快，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权威报刊《斗争》第9期醒目地登载了这篇文章，在苏区党政机关和广大军民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陈云的文章，也引起了中共决策者的极大关注。不久，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与《我们的经济政策》。为此，江西苏区经济工作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6月的南方，已进入盛暑季节。火辣辣的太阳，把大地烤得滚烫滚烫。在骄阳的肆虐下，常给人以闷热、难受的感觉。一天，陈云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深入福建汀州视察，实地调查基层的工商业。通过调研他了解到，中央苏区的工会虽然过去领导工人与雇主订立了许多合同，但是很多合同的规定都是照搬《劳动法》，千篇一律，没有地方性、时间性和企业的特殊性，合同的条文不能适合当时企业的实际情况，没有提出群众最迫切的要求，而是靠工会工作人员闭门造车“造”出来的。针对这些情况，陈云决定亲自参与汀州京果业重签合同的全过程，指导企业重新订立劳动合同。
他首先找了两个工人党员，详细询问了汀州京果业的营业状况、利润，上半年订立的合同的执行情况，以及工人对订合同的意见与要求等。陈云问得仔细，也记了很多。
长年累月在基层工作的两位工人党员，没见过职务很高的领导干部。如今，陈云来找自己了解情况，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他们拘谨地望了望陈云，又互相注视了一会，嘴里说不出什么。
“有多少就谈多么，说错了也没关系。”陈云亲切、随和地说。没有一点干部的架子，待人是那样的诚恳、热情。在陈云的再三启发下，两位党员拘束、不安的心理渐渐消除。
陈云性格内向，平时言语不多，然而，和群众一起时，却循循善诱，启发他们打开话匣子，谈各种情况。有时，陈云自己也会幽默地说上几句，或者插上几句话，给人一种亲切感、信任感。
陈云不停顿地提出好些问题，一边问，一边在脑中思考。不一会儿，他对企业的情形，对工人的情绪以及签订合同的原则与要求，便有了一个大致而清晰的轮廓。
陈云先后主持召开了3次京果业党支部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讨论工人对合同内容的意见。听着大家的发言，望着一张张淳朴的脸庞，陈云也在脑海中把工人党员的意见加以梳理、分析、归纳。
经过多次讨论，陈云开始动手草拟一份合同式样。南方的夏夜，闷热之外，还不时地有蚊虫来骚扰。在一盏小油灯的弱光下，陈云伏在小方桌上，认真地、逐条逐句地拟写草案。他一面不停地写，一面用扇子拍打蚊虫，驱散炎热。
第二天，陈云带着拟好的合同草案，又跑到支部那儿，要求每个成员到工人中征求对草案的意见。然后，召开支部大会加以讨论通过。
在反复讨论、不断修改的基础上，形成了汀州京果业合同。由于合同条文符合京果业的实际，没有超过企业的实际负担能力，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灵活机动，有弹性，于是劳动合同顺利签订了。
陈云拟写的食品杂货业劳动合同书，内容明确，操作性强，适合订立劳动合同的要求，很快被中央向各地、各行业推广。《斗争》第18期还全文登载了陈云撰写的《怎样订立劳动合同》。看到自己辛勤的工作成果被组织充分肯定，对各地签订劳动合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陈云的脸上荡漾着欣慰的笑容。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陈云出席了全会，并做了关于白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会上，陈云正式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也称中央书记处成员），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
此后，他对临近苏区的白色区域工作做了认真的研究，为党的白区工作路线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有价值的思想内容。陈云还制定了白区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斗争策略，引导白区工作向纵深发展。
9月初，立秋已近一个月的江西南部，气温还是居高不下，依然酷热难当。让人心烦不安的是，前方接二连三传来不利消息。
这几天，陈云一直在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战况，惦记着前方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红军战士。听到各方面汇总的消息，却越来越让陈云焦虑、烦恼。
蒋介石对第五次“围剿”下了最大的赌注，不惜孤注一掷——调集了100万军队，其中50万对付中央苏区工农红军；重金聘用了一大批外国军事专家；运用国外贷款购买各种新式武器、装备：强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来自苏区内部的消息，更让陈云揪心、焦虑——“左”倾错误在江西苏区开展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挫伤了一大批干部的积极性，使错误路线更加为所欲为、凌驾一切；在历次反“围剿”中屡建功勋的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近10万人马的红一方面军顿失主心骨和掌舵人；共产国际派了一个不了解中国国情、不懂得打仗的军事顾问来中央苏区，对中共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给第五次反“围剿”增加了新的困难……
种种消息表明，“左”倾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更加艰难，越发引起陈云的忧虑。
连日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食不甘味，寝不成寐，两颊明显地消瘦，双眼也陷进了不少。
连日的深思熟虑，陈云草拟了《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意见书，对游击区的斗争策略提出了独特、精辟的见解。经中央同意，陈云的文章在苏区机关刊物《斗争》第72期上全文发表。这篇文章，无疑成了很强的兴奋剂，极大地振奋了干部、群众的斗志。
然而，陈云的文章没能挽救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悲惨命运。就在陈云的文章发表后1个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中央苏区成了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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