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云沐铁流

宣传长征第一人

当时从上海去莫斯科的主要路线有3条：一是取道哈尔滨，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前往。当时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这条路极不安全；二是绕道欧洲，乘船前往。这条路最安全，但费用太高；三是从上海坐船到海参崴，再转火车到莫斯科。陈云经再三斟酌，选择了第三条路线。

1935年8月5日前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与巧妙安排下，陈云与正在上海的中共（江西）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江西省委书记曾山，以及杨之华、何实嗣等，秘密搭乘苏联货船到海参崴。为遮人耳目，苏联当局派人把他们一行作为偷渡者押下船，然后又把他们送上火车，于8月20日到达莫斯科。潘汉年后行，于9月上旬抵达。许多年后，陈云曾向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过当年坐船的经历：在夜幕的掩护下，他和同伴躲过敌人的追踪，混上了苏联的一条货船；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他只能藏在船的底舱里，那里霉腐气味刺鼻，空气稀薄，又不能发出任何响动，闷得人几乎晕过去，直到货船驶出吴淞口，他才走出底舱，呼吸才好起来。

此时，共产国际的七大闭幕，青年共产国际的六大正在召开，陈云和陈潭秋等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大会。大会闭幕后，苏共中央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王明和陈云、滕代远。斯大林勉励他们要注意党的团结，才能争取对敌斗争的胜利。

在莫斯科，陈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任监察委员会委员，化名“史平”。长征前，共产国际通过往来的电报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但长征开始后不久，这种联系就中断了，共产国际的同志们迫切希望了解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情况，陈云的到来使他们喜出望外。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使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红军长征前失利的原因和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所在，了解了新的中央特别是毛泽东的英明和正确领导。当时，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文，文章概述了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一大以来的革命历程，称赞了毛泽东有铁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决心、英勇无畏的精神、革命名将和政治领袖的无限天才。应该说，共产国际开始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与陈云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后来，有人将陈云向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汇报加以整理，并增加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内容，冠以《英勇的西征》之题，署名“施平”，发表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随后还出版了小册子。这是迄今为止能够看到的在世界革命阵营中最早宣传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等领袖人物的文献。这本小册子不是陈云的亲笔，但另一本小册子虽然署名“廉臣”，却出自陈云笔下，那就是《随军西行见闻录》——陈云早在上海时就开始酝酿，到了莫斯科开始撰写完成的。

当时，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世人对于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知之甚少，国民党的新闻工具把红军叫作“赤匪”，比作洪水猛兽，把共产党的领袖描写成有三头六臂的怪物。红军长征开始后，蒋介石更是得意地向全世界宣称，他的“剿匪”已获得成功，红军已被“击溃”。为了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向全世界人民宣传中国革命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陈云在莫斯科完成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写作。

尽管离开战火纷飞的斗争环境，住在莫斯科宽敞明亮的屋子里，身处异乡的陈云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松懈，他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千里之外国内正转战于山区的同志们、挂念着中国革命的未来。面对无法像往日一样带领部队行军打仗的现实，陈云想到了写书。他要以笔为枪，让世界包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了解奋斗不息、战斗不止的战友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品格和风貌；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救民族于危难之中所采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让一切善良的、爱好和平的人们能理解他们的事业、支持他们的事业。

陈云在这一纪实性文学作品中，虚构了成书的过程。他假托自己（书中的“廉臣”）是一名国民党的随军医生，于1933年3月参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作战时，因所在部队被红军歼灭而被红军俘虏。后来，“廉臣”表示自愿参加红军，并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红军服务。这一要求得到红军方面的批准，从此，“廉臣”开始了在革命队伍中一个时期的工作生活。不久，由于当时李德、博古等人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和死板的战略战术，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大损失，中央最后决定突出重围、离开江西老区。“廉臣”也跟随部队出发，并开始就军中见闻写下记录。

在这篇3万多字的纪实文学作品中，陈云用“廉臣”的笔名，以傅连暲的经历为生活原型，把自己在长征中的经历与一些被俘虏的国民党军队的医生、士兵、军官的具体情况巧妙地融会在一起，借助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详细生动记述了红军长征的真实历程。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更好地起宣传作用，二是有利于在国统区流传。

领袖人物是最受人注目的，一般群众大都是通过领袖人物了解一个党和一个军队的情况的。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利用他们的宣传工具，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极尽丑化之能事，被描绘得“凶暴异常”，是一股“祸水”，不通人性，不可理喻。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陈云在看似不经意中，以生动、具体的事实，客观公正地描写了红军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他笔下的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们，平易、亲切、真实感人，无情地批驳了国民党对红军的诬蔑。他写道：“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辞令”，待人“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50，身衣灰布军装”，“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且有“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

《随军西行见闻录》除对红军领袖人物的描写外，还对红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得民心的情况进行了描写。文中写道：

“即如赤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毛朱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党之宣传甚深，故见赤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赤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

“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各处民众响应，北伐军势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师。自国共分裂以后，像北伐时民众响应之事，已销声匿迹。反之，全国人心，大都失望。共党分子如此埋头苦干，而返视国民党党员，则徒争名利，何曾见一个在东三省日本势力下埋头苦干的人！我深感共党自有其社会上根深蒂固之潜势力，剿共与消灭共党决难成功也。”

在文章里，陈云还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抗日的立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诚实的爱国情怀：

“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赤军以共御外侮。

“……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并闻友人传说，共党中央及苏维埃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做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作者视角独特，文字生动，读来兴致盎然，中间再辅以一些细节描写和感受描述，更是增加了该书的感染力。叙述细腻、精彩，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

1936年春，《随军西行见闻录》先在法国巴黎华侨组织主办的《全民月刊》上连载，夏天又在莫斯科中文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很快便流行到国内的日军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使人们了解了所谓红军“已溃不成军”的真相，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两年后即1938年，《随军西行见闻录》更名为《随军西征记》在国内由生活.读书.新知书店出版发行。

1937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英国文坛的事。这就是一名来西方“自由世界”的记者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在遥远、古老而又带着一些神秘的东方大国——中国发生的闻所未闻的故事，书的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10月，该书的英文版在英国首次出版发行。通过这本部的介绍，西方世界了解到在那个被拿破仑称为“睡狮”的国度有那么一支人数不多、衣服破旧，但斗志昂扬、英勇善战的队伍，徒步完成了长达二万五千里的战斗行军，创造出一个人间的奇迹。许多人就此开始关注这些中国共产党人，斯诺从此终生与中国的革命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人们常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其实，当斯诺1936年7月到陕北采访时，陈云的这本小册子已公之于世了。

解放后，《随军西行见闻录》以各种形式进入党史研究专家和新中国广大读者的视野。1955年5月，被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并在3年后再版发行。同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更名为《长征》，在莫斯科出版，《随军西行见闻录》也同样被收入其中。

文章作者“廉臣”就是中共领导人陈云的谜底，直到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通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才首次向公众揭开，并随即以作者的原名公开发表了全书内容。这年6月，红旗出版社重印发行了该书。今天，《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第一本向世界人民广泛宣传当时尚且鲜为人知的红军长征壮举的著作将永载史册。

当年在莫斯科时，陈云同陈潭秋、曾山、孔原、滕代远等一批中共领导人一起进入列宁学院学习，组成了一个特别班。学院系由没收的原沙皇贵族旧宅改建而成，礼堂、操场、两层高的教学楼一应俱全。院内宽敞、整洁、宁静，绿树成荫，是学习的好地方。陈云所在的特别班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还学习列宁主义问题、西方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中共党史和英文。在此期间，而立之年的陈云系统阅读了马恩列斯原著、学院编写的辅导教材，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有关文献，还包括一些无产阶级经典作家对工农运动、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等方面内容的论述。陈云在这里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查阅资料，除认真做笔记外，他还刻苦钻研，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针对过去革命实践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深入思考和总结。学习中，陈云曾因成绩优秀而获得“突击手”的称号。

学习期间，陈云还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专门培训中国抗联干部的八分校任教，授课内容主要是党的建设问题。在校的中国学生对陈云的讲课印象很深，当年的学员韩光后来回忆说：“我们经常听王明、史平等领导人的报告，王明作报告总要捧着厚厚的一摞书，讲讲翻翻，翻翻讲讲，使人听不明白；而史平讲课，从不拿稿子，讲的都是我们想知道的国内政治形势，如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批评等等，使我们这些远在异国他乡的青年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以后回国才知道，史平就是陈云。”

然而，陈云后来一直谦虚地称自己是“小学生”，在履历表上的“文化程度”一栏他总认真地填写上“小学”二字。他说：“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他在晚年不仅以“小学生”自勉，而且还经常鼓励大家，“各人的程度不同，环境不同，学习应该采取不同的方法，但都要老老实实，作小学生。”并且形象地将坚持自学比喻为进“长期大学”，说学成之后就是头号的“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