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风起云涌

毛泽东：“真理有时候就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1958年1月，毛泽东提出要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南宁会议后，这一点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草案规定：“在今后5年内，或者6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10年决于3年，争取在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并提出“5年看3年，3年看头年，头年看前冬”和“苦战3年”的口号。

南宁会议后，各省仿效中央的做法，纷纷提出各自的雄心壮志。浙江、广东等省提出，用5年或者稍多一点时间，粮食生产达到“农业四十条”的规定目标。河南省提出的部署更离奇，要求当年即实现纲要规定要在12年内达到的粮食亩产指标。历年吃外调粮的工业大省辽宁提出，当年要实现粮食、猪肉、蔬菜自给。

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首次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翌日，《人民日报》又发社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明确指出：“名为反冒进，实为反跃进。”

“跃进”是毛泽东比较欣赏的用语。这年5月25日，彭真给毛泽东送去1份材料，即《人民日报》在1957年11月13日关于发动全民讨论农业四十条的社论，并说明这是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地方。毛泽东当即赞扬说：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并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1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5月26日，毛泽东致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果真如此。在“大跃进”中，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一套套瞎指挥蛮干的做法，却不便反对，只能让自己的思想尽力去适应，去“跟上形势”。

在节节拔高生产指标的过程中，陈云的处境很微妙。他主张制订计划要搞综合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从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领导经济工作，这两年又亲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厂矿。国家有多大家底，他心里早有一本账。

自1958年年初结束休养、恢复工作后，陈云参加了中央和国务院、人大讨论经济建设的一系列会议。但是在指标层层拔高的气氛中，他却不得不频频为“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很少对指标说话。

毛泽东在“反反冒进”的时候说过，批评归批评，财经工作还要陈云等人来做，此外没有别人。6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规定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负责领导各方面的工作。其中财政小组由12人组成，陈云为组长，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为副组长，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为组员。

实际上，由于毛泽东亲自走上前台领导经济工作，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成了一个无实权的机构，它的任务只是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供经济信息和各种意见。当时，中央财经小组办了每星期出一期的《经济消息》刊物，陈云指示这个刊物要登载各种不同的意见，好消息、坏消息都要报道。

工业上的高指标，主要表现在钢铁指标上。一进入1958年，钢铁指标也一劲地往上长。2月3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通过的当年计划报告，提出全年钢产量为624.3万吨，比1957年实际产量535万吨增长17%。翻了几个筋斗以后，6月17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已开始谈论当年钢产量900万吨的可能了。第二天，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部门领导人的谈话会上已经定到了1000万吨。

6月18日晚的游泳池谈话会上，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叫作“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一波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泽东说：对，就这么办。他认为，机械工业也很重要。接着就议论起工业交通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机械工业也是纲，电力和铁路是先行。

后来，薄一波在修改《汇报提纲》时，就写下这么一段话：“基本建设投资首先保证两个‘纲’和两个‘先行’部门的需要。两个‘纲’就是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两个‘先行’部门，就是电力和铁路。纲举目张，其他一切东西都带动起来了。这是工业上部署上的战略问题，必须有统一的看法。”

毛泽东在收到薄一波起草的《汇报提纲》后做出指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17年，只需要2年到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了英国了。”毛泽东还修改了这个《汇报提纲》的标题，正题是《两年超过英国》，副题是《国家经委党组向政治局的报告》。

中央、地方、各部门相互较劲，三天两头变更计划，给指标升温加热的现象，陈云内心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但是没有说话。他认为，有了“一五”建设的工业基础和建设经验，“二五”计划期间，经济发展可以比“一五”更快，但是“大跃进”这一种搞法，显然与他心中筹划的发展方式完全不一样。“大跃进”的做法明显是全面冒进，处处紧张，这么搞下去，建设规模怎么适应国家的财力物力，国家计划怎么保持平衡？

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对他认定的事情表示异议是不太可能的。高指标所鼓动起来的建设热情，使每个人都不可能不受到感染，此时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不会起到好的效果。陈云由于刚刚为“反冒进”受了批评，做了检讨，多少有些思想包袱，感到了压力，因而不便说话。

薄一波回顾他在这个时期的想法时说：“那时，我的脑子也很热，而且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刚就‘反冒进’问题做过检讨，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便坚持，因此，我也同意提高钢铁指标。”这种心态，“反冒进”的当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

陈云私下谈话中也说，现在热度太高，提不同意见没人听。有一次，薛暮桥和宋劭文去见陈云，希望他找毛泽东谈谈他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想法，陈云说：“现在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热，全国许多领导都热，不吃一点苦头，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7月31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访问，陈云的老朋友、在华苏联专家顾问阿尔希波夫随同来访。会谈中，毛泽东把中国当年的雄心壮志给赫鲁晓夫透露了。他告诉赫鲁晓夫说，中国今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明年是2500万到3000万吨。

赫鲁晓夫搞过技术，对大工业还是有感性认识的，中国的工业基础还是苏联帮着搞起来的，有多大的家底，瞒不过他。现在中国一下子搞钢铁翻番，他当然不大相信。于是，很圆滑地来了一句外交辞令，说：“中国同志提出来的计划，我们相信大概可以完成吧！”

说完这句话，再无下文，怎么完成、有什么条件、究竟具体情况怎么样，他不问；怎么伟大、怎么光明，他也不说，明显表示冷谈和怀疑。

8月3日，中苏双方签署《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陈云和阿尔希波夫进行了交谈。陈云把深藏在心底的疑问，端出来问这位老朋友：“你看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阿尔希波夫也许觉得自己毕竟是个外国人，不好对这个问题说什么，他没有正面回答陈云的问题，只是笑了一下，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九十，也是很好的。”

阿尔希波夫也许觉得自己这么说，意思还没有表达清楚，他感到，陈云这么问，也是对钢铁指标心里有疑虑。在走向宴会厅时，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又同薄一波走在一起。这一次，他抓住机会，摒弃了外交辞令，明明白白地对薄一波讲：“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

薄一波不知怎么回事，于是机械地用标准的“大跃进”语言回答：“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了，计划一定能够实现。”阿尔希波夫苦笑，说：“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

大放农业高产卫星，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到底怎么样？毛泽东决定亲自下去看一看。8月初，毛泽东至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下边的情况令他更加振奋，“心情愉快”。

在徐水，他称赞这里搞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好；在新乡七里营，他看到公社牌子，点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在山东，他在听到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视察3省的消息，特别是8月13日的报纸发表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谈话的消息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即响彻云霄，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8月17日，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当年工农业生产问题。

当时，1—7月累计只产钢370万吨，离6月19日提出的当年翻番搞1070万吨的指标要求差距很大。北戴河会议的头几天，分析了钢铁生产未见起色的原因：一是从部到相当多的工厂把注意力都放到了编计划上去了，忽视了抓生产；二是小高炉生产不稳定，生产调度不灵；三是钢铁冶炼需要的设备供应不上。

陈云把这些讨论情况如实地向毛泽东汇报了。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打电话给陈云，做出了8点指示，同时特别强调：“钢铁指标是政治任务，少1吨都不行！”

毛泽东把钢铁指标提到政治任务的高度，务求实现，陈云只能使自己的思想尽快适应。8月21日，由陈云向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传达了毛泽东的8点指示。

不多久，毛泽东带着视察3省乘兴而归的心情出席了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他讲了钢铁，讲了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就是人多，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公，就是比合作还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残余都要逐步归公。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8月25日，毛泽东提出的工业书记会议也在北戴河开幕，由薄一波主持，主要是研究在年内怎样完成以110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任务的问题。当时提出要搞群众运动，上土炉子。薄一波说：“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100个土炉子中，只有1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插上了红旗，其余99个都应当向它学习。”

陈云两次到会讲话。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在讲话中也提到，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在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统一”思想后，30日下午，薄一波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以及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去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向主席当面担保。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行不行？

最后问到薄一波，他看到大家都说能够完成，也不好说不赞成。于是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泽东听了以后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薄一波马上打电话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第二天见报。结果公报上写上了：“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1958年生产的1070万吨钢，即比1957年产量535万吨增加1倍而奋斗。”

尽管不少人慷慨激昂，保证完成任务，但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4个月，时间太紧迫，他念了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提醒大家：“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同工业书记们谈话后，毛泽东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但是，陈云还是不放心，专门找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和冶金部部长王鹤寿谈了一会，并细细算账。

北戴河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5年计划问题的决定》，提出1959年的工农业主要产量是：粮食8000亿斤；棉花9000万至1亿担；钢产量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在“二五”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会议还把人民公社作为实现共产主义之路，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计划等一系列文件，以配合进行“大跃进”。

依靠现有的设备与正常的方法，显然无法完成钢产量翻番的高指标，于是便把“人民战争”的历史经验运用到经济建设之中。9月，毛泽东到安徽、江苏、上海的一些地方视察，谈到完成钢产量指标时说：发展钢铁生产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于是，工业兴起“以钢为纲”高潮，大搞“小土群”（小高炉、土法炼铁、群众运动）。一些大钢铁厂拼命提高产量，不顾质量，不顾设备的加速损耗。武汉钢铁厂放着现化化设备不好好利用，也在厂区遍设“小土群”，追求产量“大跃进”。一个个机关、厂矿、学校都搭起了炼铁炉，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一时间，神州大地卷起“大炼钢铁”狂潮——全民炼钢铁！

广大群众一没技术，二没设备，只有靠土法子炼铁炼钢。在当时“群众运动”思想支配下，土高炉、小高炉遍地开花，处处是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也有一些人认为土炉子不行，说那是“游击习气”。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驳，说：“资产阶级和苏联的一些人，说我们在工业方面搞群众运动是‘游击习气’、‘农村作风’，其实我们这一套正是正规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经过反复动员，群众得到空前的发动。炼铁需要大量的矿石，现有铁矿开采得远远不够用，就发动群众上山找矿，党委书记带头，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在校的中小学生，成千上万的农民带着被子锅灶，扛着铁锹锄头，一齐上山找矿。

破坏性最大的是农村的“小土群”。为了完成钢铁指标的“政治任务”，各地发动群众上山炼铁。有的地方，为了炼铁，山上的树砍光了，群众家里的铁锅搬进了炼铁炉。“小土群“炼出来的却是海绵铁，根本不能用。

9月19日，中央成立基本建设委员会，接收计委原有关基建的工作，由陈云负责。10月12日，陈云担任了国务院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全国的基本建设工作。他一上任，就组织召开了几大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会上，他苦口婆心地说，基本建设要配套前进，要讲质量、讲安全。

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气氛很浓，毛泽东很高兴。但是不久后，各地情况反映到他那里，他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一些极端的做法，毛泽东也非常反感。以钢为纲造成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各种矛盾也日益暴露。毛泽东开始考虑要压缩空气。他到各地频繁与有关部门和领导谈话，陈云也多次参加并抓住机会就高指标等问题向毛泽东进言。

10月底，毛泽东外出视察回京后，同周恩来、陈云等人交谈。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领导人和若干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广泛地讨论了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这次会议开始纠“左”。

11月22日晚，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专门就北戴河会议建议的1959年钢产量指标3000万吨问题进行商谈。毛泽东提出，1959年钢的年产量要比1958年“翻两番”，即达到3000万吨！ 这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了真话：“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

赵尔陆是做实际工作的，他的话，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毛泽东退了一步，说：“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

毛泽东自称这是“压缩空气”，即从原定的翻两番压缩为翻一番。其实，这翻一番也是难以完成。

毛泽东找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他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他们从年产869万吨钢到年产1655万吨钢，花费了17年时间。陈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这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他只得把1959年的钢铁指标再度压缩，降为1800万吨。

11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说：“今年搞到1100万吨，明年翻一番，是2200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毛泽东又说：“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讲话中，毛泽东提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要谨慎，在粮食和钢铁生产指标问题上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几次研讨会，对1959年计划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2700万吨至3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至2000万吨，原煤由3.7亿吨提高到3.8亿吨，粮食和棉花产量指标确定为1.05万亿斤和1亿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

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觉得还是难于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标仍然很高。既然这些高指标经会议通过，陈云无法硬顶，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知道会议的公报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便找胡乔木谈话，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因为一旦公之于众，那就很被动，以免骑虎难下，没有退路。如果不公布，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调整。

出于“保护陈云”，同时胡乔木也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只是在相关的指标数字后加上了“左右”两字以求灵活处理。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全中国人民1959年的奋斗指标。

“一日千里”的“大跃进”，事实上演变成了一泻千里的“大跃退”。1958年年底，湖南平江一位伤残老红军给彭德怀寄来一首诗，以反映“大跃进”的损失，诗曰：“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

没有想到的是，彭德怀在随后的庐山会议上“为人民鼓与呼”之后，结果却引发了一场反右倾的斗争。

1959年1月，新年刚过，毛泽东宴请陈云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几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彭德怀出席作陪。

席间，自然要谈到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表示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并提出：“1959年钢指标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把计划指标的问题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紧联系到一起，具体的经济指标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陈云不便再说什么……

1月底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基本的调子还是指标涨而不降。只有少数人，如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在会上讲了困难，还提到：看来搞经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这时的空气，就是把不同意见和指标问题与修改总路线的政治问题联到一起。毛泽东在会上说：“完不成指标也不要如丧考妣。”当然，也就不能再议指标如何。陈云在会上就自己曾向主席提出降低指标一事做了自我批评，检讨了一番。

为了完成高指标，水、电、原材料、交通运输等等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的市场紧张，这些问题造成的压力，最后都集中到负责抓综合协调的计委和财经小组，陈云不得不忙于抓配套，抓薄弱环节，尽力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4月，陈云特地给中央财经小组各成员写了封信，专门谈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问题。陈云在信中严肃指出：“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粮食现在仍然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一定要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同时，他告诫大家，要组织猪、鸡、蛋、鱼的供应；要专门安排一下日用品的生产；压缩购买力，认真精减去年多招收的人员；运输紧张，要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力量，特别是要安排好短途运输所需要的劳动力。

高指标造成国民经济的全面紧张，其弊端暴露无遗。陈云虽受到过不公正的批评，但他痛心于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损失，勇敢地重申了综合平衡和短线平衡的计划原则。这封信对“大跃进”中一系列错误提出了有效纠正办法，其出发点就是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跃进”的热潮中，这些金玉良言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人坚决反对。

于是，在无视人民生活的情况下，国民经济盲目追随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终于导致全国大饥荒、工农业生产大滑坡。

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陈云又向毛泽东提出降低指标的意见。毛泽东说：“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这表明他对高指标问题，已经要着手改变。

这次会议开始考虑降低钢铁指标和把计划定到可靠基础上的问题。在这种气氛背景下，胡乔木会前向毛泽东谈了陈云在武昌会议期间不赞成公布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事。毛泽东在会上鼓励大家学海瑞，勇于直抒己见，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他表扬陈云：“真理有时候就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并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难处。因为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上海会议期间，陈云和彭德怀同住在瑞金二路5号，同席进餐，交谈过不少问题，而且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彭德怀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不随声附和而又勇于直言的精神，是很敬佩的。

根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的计划要留有余地、多谋善断的指示精神，上海会议最后调整了1959年指标，钢指标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原煤仍为3.8亿吨，其他一些主要工业产品指标也相应做了变动，但粮棉产量仍维护原来的高指标。

上海会议后，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组织人员，与国家统计局一道，核实了1958年的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实际完成情况。结果发现，钢的产量，好钢只有800万吨，钢产量中包括一部分不合质量标准的钢。铁的产量为1369万吨，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小高炉炼出的土铁。煤的产量为3.7亿吨，也包括一部分小煤窑的产量。粮食产量为4000亿斤，因为当年秋季后动员全民大办钢铁，丰产没有丰收，实际收成并没有达到4000亿斤；棉花产量3938万担，也是丰产不丰收。

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局长廖季立组织几个人根据当时形势写出报告，指出：严重的比例失调问题主要是钢的指标订得过高，产生了一系列矛盾；1959年钢产量计划是完不成的，大体可以按1200万—1250万吨比较切合实际。

陈云看到这份报告后，十分重视。周恩来为此也感到不安。听到有关方面的反映后，毛泽东要求周恩来组织督促实施上海会议确定的钢铁指标。

很快，中央意识到，如果不做及时的进一步调整，整个经济形势会更加混乱，因此决定由陈云负责，摸清楚实际情况，寻找摆脱几个月来一直被动的局面的措施。

4月29日至30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经济形势特别是钢铁指标问题。会议决定，责成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3个问题：一是1959年钢铁指标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可靠指标，另一个是争取指标。二是1959年钢材的分配，要按照本年度确实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来进行。三是如果钢材数目减少了，势必要减少一些建设项目，原则上确定，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

5月3日至9日，陈云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的汇报，研究钢铁指标问题，也听取了国家计委有关各局的意见。他还把冶金部的有关负责人找去，听取个别的详细汇报，了解情况。

有一个晚上，他找了廖季立和计委的重工业局和物资分配局的主管人到他家里进行座谈，对他们说：“你们每个同志都可以随便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说话别受拘束。”

当时他身体不好，座谈的时候，他躺在垫着棉被的藤榻上认真听，始终全神贯注。谈话过程中，他不是先入为主，先下定论，而是反复交换各种不同意见。谈话一直进行到凌晨1点多。

他在研究钢铁指标时，也了解和研究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情况，研究市场情况、运输情况、人民生活情况；同时也研究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情况，最后确定钢铁指标数量。陈云了解情况之细致，分析问题之周密，工作作风之扎实，都给与会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大家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

经过一周的紧张会议与个别谈话，最后决定，按1300万吨钢的方案报政治局研究决定，并责成贾拓夫负责以计委名义向政治局写出报告。

5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落实钢铁指标的意见，讨论国家计委的报告。

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仔仔细细算了这么几笔账，算得人们心服口服：要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其中包括炼钢用铁1300万吨，铸造和增加周转用铁550万吨，另外还准备有质量不好的次铁150万吨）。现在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5个方面来说明。

陈云在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运输5个方面算了一笔笔细账之后，这才得出结论：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说明，今年生产900万吨钢材，相应地生产1300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

陈云的结论，有理有据，充分体现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思维方式。陈云被称为“务实派”，他算细账、定指标的做法，可以说是“务实”精神的写照。

针对大炼钢铁中出现的严重问题，陈云提出，在完成钢铁指标时要特别注意改进铁的质量。汇报中，陈云还就整个生产和计划安排讲了几点意见，指出：计划安排中，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一般；计划安排既要照顾明年又要照顾长远，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

陈云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邓小平表示，赞同陈云的初步意见，退到可靠阵地，然后再前进。周恩来、刘少奇等也都发言同意陈云的意见。刘少奇说，指标钢材900万吨，初步定下来，是多少算多少，分配多少算多少——分配要十分可靠，不要搞红票、蓝票。

5月15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计委报告和陈云意见后，陈云专门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实事求是地把财经小组落实钢铁指标的考虑和分歧做了汇报。在信中，他也激烈地批评了小高炉炼铁存在的问题，说“这是劳民伤财”。

5月23日，陈云主持财经小组会议，传达了中央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

结果表明，所定指标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到年终完成的指标为钢1387万吨、钢材897万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