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风起云涌

千方百计解决吃饭问题

1958年的全面“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并且以严重的浮夸为其显著特征。在那以前，苏联发射了人造卫星，在全世界引起很大震动，不少的人就把自己制造的所谓高产典型叫作“放卫星”，一时间成为全国流行的时髦用语。

为了大造“大跃进”声势，为了不被插“白旗”当右倾，各地都疯狂地大搞浮夸。“卫星”放得人头晕目眩，平常亩产几百斤的土地竟然能吹到亩产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 一时似乎粮食多得不得了。

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1959年至1961年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比重高达百分之三四十，连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都被国家拿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甚至抓人、打人。

虚幻的东西终究是虚幻，嘴上的繁荣终究掩盖不了肚子饿的事实。一如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所写：“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一条时常干枯的小河，依恋在小村的周围；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着微薄的希望……”

河南是“大跃进”最积极的省份，搞公社、放粮食和钢铁卫星、反瞒产，都是轰轰烈烈，敢为人先。1960年10月18日至26日，陈云到河南省搞调查，参观了洛阳拖拉机厂、三门峡水库等，实地了解农业机械和水利发展情况，以便确定农业特别是粮食前景。河南方面对他声称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他们还可以调出粮食。

陈云没有轻信，他反复问：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河南省当时的生活水平，农村人口最低限度每人平均需要多少粮食，全年要吃掉多少？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这几笔账加在一起，留在农村的粮食最低限度需要多少？总产量减去必须留在农村的，剩下的就是能够向城市提供的粮食，包括征粮、购粮。然后问他们，现在全省吃商品粮的有多少人？每个人平均最低限度要吃多少？这些人合起来总共需要多少？

一个是农村能够提供的粮食数字，一个是城市需要的粮食数字，把两个数字一比，就看得非常清楚，能够提供的粮食比需要的粮食差了很多。于是，陈云语重心长地说：“我不希望你们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能不能养活现在城市人口呢？养活不了！”河南方面的人还不服，说河南城市人口的粮食还够吃，自己能够解决粮食。

与此同时，陈云还派秘书周太和去安徽阜阳地区了解农村情况，而后去了南京，了解江都提水工程以及扬州里下河地区的灾情。

这一带农村“大跃进”中盲目折腾，加上天灾，人们生活十分困难。周太和一行想在农村吃顿早饭，找了几个村，都说负责人不在，最后找到了几块白薯和一点青菜，吃了一餐早饭。这还是比较好的村招待北京来客的好饭。至于农民的生活，可想而知。

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陈云当时在河南了解到的粮食问题是十分准确的。河南粮食根本不够吃，是靠高征购勉强维持的。本来拿不出那么多，为了使城市人口得到供应，就来了一个“高征购”。征购不到，又来了一个“反瞒产”、“反私分”。到了1960年秋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

这年年底，粮食紧张情况加剧，浮肿病大范围地出现，并迅速蔓延。估计到下一年春青黄不接时，粮食情况将更加严重。周恩来、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曾反复研究解决办法。

眼看着人民陷于挨饿的悲惨境地，陈云心里异常难过。他向中央提出，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

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搞了3年“大跃进”，办了人民公社，现在突然要进口粮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不进口粮食，人民就要挨饿，无法渡过难关。陈云提出这个建议，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中央和国务院接受了陈云的建议，决定进口粮食。

1961年1月2日至9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上，周恩来、陈云、叶季壮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最后确定进口数量是150万吨。

周恩来到昆明后，外贸部给随同访问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了。雷任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他马上打电话问陈云。陈云在电话中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粮食才能渡过难关。

周恩来是了解陈云的。陈云考虑问题一向精细、稳重，现在连他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的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周恩来心里非常着急，拿着话筒久久没有说话。

1月19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网开一面”安排市场的措施。所谓“网开一面”，一是进口粮食，二是出售高价糖果、糕点等食品。谈到粮食进口问题时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在粮食问题上的立脚点，当然要摆在自给上面。但是，现在有进口200万吨粮食的可能，已经快要签合同了；如果能再多进来一些，我们也要。要把这一些有出口市场的东西都集结起来，国内少吃点，多出口一些，换粮食进来。如果有400万吨粮食进来，那我们今年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了。明年、后年如果再多进一点，那我们就能够稍微有点存粮了。进口粮食这一条，我们现在大体上已经这样做了。”

有人对进口粮食有顾虑，担心多进口粮食影响其他商品的进口。陈云指出：“进口粮食，有没有危险？我看，再咬紧牙关搞几年，对我们有利。”

陈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他说：“现在老百姓的布票已经减少得不像样子了。从前每人每年18尺，还不包括絮棉和针织品。现在都算在里头，实际上真正的布只有6尺，当然不像样子。但是，上次讨论进口粮食的时候，我们还是定下来每人再减少1尺布。每人减少1尺布，就可以多进口10亿斤粮食。5美元1匹布，7000万匹布就是3.5亿美元，恰好是买10亿斤麦子的钱。我看宁肯每人减少1尺布，也要多进口10亿斤粮食。这样做是错的还是对的呢？恐怕是对的，应该这样做。”他还尖锐地说：“人是要吃饭的，不能靠吃马克思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

2月，外贸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第一船粮食就到了天津港。但进口粮都是散装的，怎样从船上卸到火车上运出来？开始时是用铁抓斗把船上散装粮食抓到火车上运走，但铁抓斗撒漏多，浪费粮食。后经沈鸿和粮食部的傅立民一起研究，突击赶制出了吸粮机，把粮食从船上吸出来。

陈云对进口粮食接运工作非常关注。2月7日至11日，他专门到塘沽港口，现场调查进口粮食卸船和接运情况。看到前不久反映的粮食撒漏现象克服了，十分满意。

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广州会议决定，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达到500万吨。

5月30日，陈云在外贸专业会议上提醒大家：“农产品收购松一点比紧一点好，宁可我们少购一些，也要给农民多留一些。农民养一只鸡，一年产蛋五六斤，我们只收购一两斤；养两头肥猪，只收购一头。这样，农民高兴，就愿意生产了。现在农民很穷，多给农民留一些，其实农民也舍不得吃，还是要卖的。放宽一些，东西反而会多起来。”

他专门解释了进口粮食的考虑。他说：“稳定市场，关键是进口一些粮食。进口粮食，就要下决心拿出东西来出口，先国外，后国内。把粮食拿进来，这是关系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进来粮食，就可以向农民少拿粮食，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两三年的时间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国内市场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农民手头的粮食宽裕了，可以多养鸡、鸭、猪，多生产经济作物和各种农副产品，增加出口。总之，当前只有首先抓好粮食，整个局势才能稳定，同农民的关系才能缓和，而且多种经营也才能好转。没有粮食是最危险的。市场上其他商品少了当然不好看，现在已经不好看了，百货公司实际上是商品陈列所，很多东西都凭票证，只有文具、化妆品和小商品可以自由买。但是比较起来，还是粮食重要得多。”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6月30日以前抢运到国内215万吨粮食用在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

虽然大量进口粮食，但是对进口国别还是有所选择的，主要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订购了大量粮食，却没有从美国买粮。毕竟美国是头号敌人，两国关系从朝鲜战争以来一直相当紧张。陈云的观念并因此受到束缚。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调整方针，陈云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可否通过当时同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的法国，转口购买美国粮食。毛泽东表示同意。不久后，美国粮食也通过转口，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有了进口粮之后，人们的吃饭问题得到了应急性的解决。与此同时，陈云没有忘记解决有钱买不到东西的问题。他提出在食品供应上，可以实行“两条腿走路”，有些商品要实行票证供应；但也要有一些商品，例如高级糕点、高级糖果，应该是有钞票就可以买。陈云对当时市场、物价和货币流通之间存在的矛盾了如指掌，即票子多、商品少，部分物价上涨。

不少人对放开高级糕点、高级糖果的供应不放心，怕出现抢购，供应不上。陈云说：“我算了一下，把1万吨糖做成高级糖果，平均5元钱1斤，就是1亿人民币。有人怕资本家抢购。全国资本家1年的定息是多少呢？最多就是1亿元。如果他们把所有的定息都拿来买糖果，那很好，1万吨糖果拿出去，1亿元钞票回笼了。我们手里有多少糖果呢？已经到货的就是十几万吨，在路上的还有20多万吨，第二季度还有30万吨。这是可以靠得住的。所以，不要怕，敞开来卖就是了。”他说，“也不要怕高级知识分子抢购，就算他们每人买100斤，也不过1万吨。再就是5000万职工，平均每人买1斤，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也只有2万多吨。”

陈云把出售高价糖果、高价糕点当作一件赢得人心的事情，认为这样做，既可以赢得人心，又可以使人们吃到一些东西，增加点营养，还可以收回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一个好主意。他还对高级糕点的质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对高级糕点、高级糖果的市场供求情况做出了预测。他还要求：“高级点心贵，要贵得像个样子，做得质量好一点。”

陈云把很大的精力放大发展化肥工业，促进粮食增产上。早在1957年，陈云就提出，发展化工和水利事业，可以对农业增产起很大作用，其中发展化肥是农业增产最快、最重要的一条。1959年和1960年在化工部的技术指导下，开始建设了一批年产800吨和年产2000吨合成氨的小型氮肥厂。

1960年7月21日，陈云在北戴河对化工部领导说：“现在看来，小合成氨厂有两大革命：第一，不需要氨加工，而用氨水直接施肥，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省硫黄或其他原材料；第二，这些小设备各省市都可以制造，便于推广。”

陈云设想大量地、普遍地建设小型氮肥厂，觉得小型氮肥厂需要的重要材料比较少，设备制造比较容易，省属机械厂就可以承担制造任务；适合农村分散的条件，易于满足各地方对氮肥的普遍需要，有利于调动各级地方以至某些人民公社发展化肥的积极性；建设的时间短，发展快。

9月间，陈云不顾病体，前往天津、河北视察，10月间又视察河南、安徽和江苏。所到省市，陈云同各省市的书记、省市长，都做了详细的交谈，对粮食减产情况了解得十分深入，对粮食减产的严重性做了重要阐述，并对各省市负责人提出了农田水利建设和小化肥厂建设问题。

随着对情况的深入了解，陈云渐渐对小化肥厂的看法也有了改变。当时，小型氮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还没有过关，要完全过关，还得做很大的努力，需要一定的时间。相反，年产2.5万吨或5万吨合成氨的大型氮肥厂，不论建设和生产，在技术上都已成熟。同时，大型氮肥厂可以节约劳动力，可以集中使用技术力量，产品质量好，生产成本低。有人主张上一些年产1万吨化肥的中型厂。陈云对此也做了一些了解。经过比较，陈云认为，中型厂在技术上不如大型厂成熟。

1961年3月，陈云听取了化工部的工作汇报。谈到小化肥厂的生产技术一直没有过关时，他讲，我们本来是想搞小的经济，可是搞了许多都没有搞成，反而不合算。小的可以继续实验，但不要搞太多项目了。

化工部准备推广1万吨的中型化肥厂，请示陈云定夺。陈云说，中型厂技术也没有过关，还不能立即大量推广。这样，只能选择上大型化肥厂。

最后，陈云拍板：大的过关了，搬的是外国技术。现在搞大的和老太爷一样，稳稳当当，我们要的就是实际，大化肥厂无非设备、材料多要一些，可以先搞一批，从进口方面解决。

4月4日至10日，陈云在杭州召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化肥小组和有关部委及地方生产部门的一些人士。陈云在座谈会一开始就讲，真正增产粮食还要靠化肥和水，中央一致意见是多搞、快搞化肥。把加速发展氮肥工业列为工业支援农业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个座谈会就是讨论为实现这个任务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氮肥厂的规模是搞小型的，还是搞大型的？第二个问题，氮肥厂建设的部署，是把现在已经铺开的十几个点全部列入年度计划齐头并进，还中集中力量分批进行，每年建成20万至25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

在几天时间里，总共开了6次会。陈云鼓励大家要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说：“你们不要怕讲话，有些人讲话不痛不痒，怕犯错误。讲话总是要有些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的，讨论问题一边倒不行。不要怕左或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将来要开除党籍，就找我好了！”

经过详细研究讨论，会议提出了化肥工业发展的方针性意见：在1962年到1963年内，氮肥厂的规模应该搞大型的，建设的部署应该是集中力量，每年建成年产20万吨到25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

5月16日，陈云为中央化肥小组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汇报了杭州座谈会关于发展化肥工业的方针，并提出了相关的一些重要建议。不久，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由于及时明确了化肥工业的发展方针，周密组织化肥厂的建设和生产，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在粮食生产恢复和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工作、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工作问题。在会上，陈云把自己反复思考的问题提了出来，就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下乡问题，做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

陈云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过4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紧张状况。这4次当中，1953年、1957年和1959年以来这3次，都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商品粮食负担的可能。只有1954年那一次是由于工作上的失误造成的。由此可见，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城市的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

陈云提出，面前摆着两条路要我们选择：一个是继续挖农民的口粮；一个是城市人口下乡。两条路必须选择一条，没有什么别的路可走。他认为只能走压缩城市人口这条路，不主张再挖农民的口粮了，农民的口粮已经挖得很苦，再挖下去农业就没法恢复。

陈云反驳了一种流行的错误见解，即认为“大跃进”造成的经济严重困难，是农业拖住了工业的后腿所致。陈云说：“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能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

挤农民口粮的一条路走不通，那就只有下决心动员城镇人口下乡。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也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人已经来了，在城市里生活比农村好得多，再动员他们回去是很不容易的，搞不好要“打扁担”。而且是涉及几千万人的生计问题，这样规模庞大的人口转移，风险性和具体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陈云说，要承认，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困难的，但与城市勉强维护过多人口的困难比较起来，还是城市人口过多的困难更严重。我们只能走动员城市人员下乡这条路子。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生产的恢复。

陈云一一分析、解释：动员大批工人下去搞农业，并不妨碍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也不妨碍工业改造和矿山改造。工业摊子铺得太大，用人又太多，人浮于事。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陈云关于下决心精减城镇人口的建议同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会议还根据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测算，决定将当年的钢产量调低到1100万吨。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重工业这样下降，是一个惩罚，是没有按规律办事。重工业速度发展过快，基本建设拉长了，城市人口增多了，工农矛盾突出了，所以退也是应该的。你不退，有什么办法？”毛泽东说：“去年1850万吨钢，现在1100万，降下来750万吨，我看可以。无非是外国人骂中国人不行。”这样，钢铁生产也开始相应做出调整。精减城镇人口已经势在必行。

陈云陈说利弊，力排众议，使大家认识到，动员城市人口下乡是解决当前经济困难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别无更好选择。这次会议采纳了陈云的意见。6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并于18日发出由中央工作会议制定的《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年底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

中央做出精减城镇人口的决定以后，各地迅速行动起来。2000多万城镇人民，体谅国家困难，响应党的号召，打点好行李，扶老携幼，回到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重新拿起了锄头镰刀。至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2800万人。为此，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