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经济要“伤筋动骨”
1961年8月9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计划会议汇报时，对财经部门贯彻调整方针不力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说：“去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八字方针，究竟怎样贯彻，一年多了还没有具体化，各部、各地区和计委都没有具体地安排。”
这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富春讲话说：“八字方针”提出以后，想调整，但总想在重工业生产已达到的水平上调整，结果延误了时间。现在认识到，整个工业不后退，不退够，不松动一个时期，就不能调整。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赞成这个意见，认为只有退够，调整好比例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9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明确地说：“大跃进”跃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过了头的要退下来，退到这次调整的目标为止。退要退够，调整要抓重点，工业集中力量加强煤炭，农业主要是粮棉。要宣传提倡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3年初见效，7年大见效。
毛泽东在会上也说，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但是对形势的估计，他认为，当时已经退到山谷了，形势是一天天向上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做出的“退够了再前进”的决定，为时已晚。这一年，最初的计划指标仍然很高，调整后的指标也不低，始终没有放下“跃进”的架势。结果，计划执行情况相当差。
为此，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718人。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大会，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
当时，人民大会堂春意盎然。7000多名干部翘首以待，希望能早一刻听到领袖那富有启迪心扉、拨动乾坤的恢宏之论。毛泽东偕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准时步上主席台。他步态轻松，面含微笑。瞬时，整个会堂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在大会上做了长篇讲话，主题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他对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说就算灵敏”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呼唤陈云出来主持经济工作，这不光是毛泽东的期望，也是中央领导众望所归。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好几次请陈云在大会上发言。面对毛泽东热切的目光，陈云却摇摇手，只说了一句：“我对问题还摸得不清，以后再说。”面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乱得像一锅粥的中国经济，陈云一直在深思着如何加以调整，挽回败局。
这就是陈云，讲话从不随便、必定是有所思才有所讲的陈云。思若已成，外面环境压力再大，只要事关党的事业、人民的幸福，陈云也会迎着风雨，义无反顾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哪怕这种意见在当时会显得“和寡”。这是一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也是陈云历来的性格。但无所思或思未成，则宁可不讲，这也是陈云的性格。
毛泽东在大会上还曾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就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毛泽东提出，要开几天“出气会”，让大家把意见都说出来。他说：“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能有正确的集中。”
2月8日，陈云在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发言，明确地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他对七千人大会取得的思想认识和党内生活上的进步评价非常高。他说：“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
七千人大会以后，财政部门向中央反映，发现当年财政有二三十亿的赤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少奇决定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于是，2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中南海西楼举行，由刘少奇主持。人们习惯上称之为“西楼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央常委外，还有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各部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因在外地，未出席这次会议。
在会上，陈云把一段时间对于形势的观察和如何走出困境的思考，做了详细的阐述。
在对形势的估计上，陈云首先对庐山会议关于形势已经到谷底的认识，大胆提出了公开的质疑，明确指出了经济形势面临的几点困难。
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农业减产，粮食不够吃。陈云对这个问题最重视。他说，我们都是干革命的，搞社会主义的，对于这样关系全国6亿多人民的大事，关系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是不能不关心的。
那时有的人为了维护“大跃进”的面子，闭眼不看现实，还在强撑着说，有的乡村，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等等。陈云毫不客气地批驳说：“有这样的乡村，但这是极少数。全国大多数地区并不是如此，大多数农民粮食不够吃。”
在农业恢复的快慢问题上，也有不同的估计。陈云明确地讲：“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水利、机械，以及今后几年中工业支援农业的可能性等等，好的条件同不好的条件相比，恐怕很难说目前的情况比第一个5年计划时期的情况好。”
陈云指出，经济形势面临的第二个大困难是，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大跃进”那几年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就是因为有灾荒才发生了问题。也有人说，是农业扯了后腿，不然就正好。在他们看来，好像是工业吃了农业的亏，工业本身没有问题。陈云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不仅在农业遇到灾荒的时候负担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
通货膨胀的提法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刺耳的。陈云指出的第三个严重困难是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他从实际出发，认为事实就是这样。他说：“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不少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陈云分析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一方面，支出钞票多；另一方面，农业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这两个方面不能平衡。对于通货膨胀的趋势，陈云认为，“照现在情况看，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还不能停止。我们必须坚决扭转通货膨胀的趋势，否则，将不利于工农业的恢复，不利于市场的稳定，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开展。”
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这是陈云所认识的第四点困难。同时，他指出，第五点困难是，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这5点困难，陈云认为其中一、二两点是基本的，其他几点都是从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陈云把面临的困难讲得这么透彻、这么严重，是为了从中找出经验教训，从而找到走出困境的办法。但这样做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从批评“反冒进”特别是庐山会议批判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大家讲困难都要先把光明面多讲一点，要套用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形势估计程式，以免被看作“右倾”、是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想泄气。
但陈云并未因此退缩，他说：“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对这些问题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需要事实的证明。”在指出面临的严重困难以后，陈云也分析了克服困难的几个有利条件。
陈云通过缜密思考，提出了6条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一是从1960年算起，把10个经济计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前一阶段大约需要5年。恢复的办法主要是——集中统一，稳扎稳打；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要先降下来，速度放慢，以调整为主。二是减少城镇人口，精兵简政。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要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加人民需要的生活日用品，回笼货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重点放在农村；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四是尽一切力量保证城市人民的生活，增加日用品的供应。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具体办法是——除增产粮食外，保证经济作物增产；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拨一部分钢材、木材制造小农具。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体现。目前第一位的是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
陈云的整个讲话，把当时面临的主要困难、克服困难的条件和办法做了透彻的阐述，使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对陈云的这个讲话，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表示完全赞同。刘少奇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休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陈云接受了这个建议。
2月26日，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陈云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状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这个报告，丰富了他在西楼会议讲话的内容，提出的措施更加具体。他指出：“目前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农业生产元气大伤，恢复不可能很快。而农业生产恢复的快慢，直接影响到进口粮食、基建规模和工业生产，因此经济工作要放在‘争取快、准备慢’的基点上。”报告讲完，全场自发地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大家听了以后，有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么一讲，困难讲够了，心里踏实了，办法也确实可行。会后，各部委都纷纷要求传达。
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时，邓小平说，全部传达，怎么讲就怎么传达。刘少奇也同意用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而且还对怎么写转发批语提了一些意见。说对困难的估计，是有十分只讲八分好，还是有十分就讲十分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困难估计够，工作才能主动。
第二天，刘、周、邓就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同意陈云讲话，起草了一个指示，会议上是通过了，还要请主席看一看。刘少奇还说，这个问题我也在会上讲了，如果主席同意，我们就发出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们重新开会议论。
毛泽东看了陈云讲话和中央转发讲话的指示，表示同意发出。3月18日，中共中央将陈云西楼会议讲话加了批语转发各省市区和各部门。
西楼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全体会议后，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经济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主张陈云当组长，陈云一再推辞，说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有意见时可以提，他也相信，财经小组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于是，确定李富春当组长，周恩来、陈云等为组员。
在讨论批转陈云讲话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刘少奇说，有人向他建议，恢复后的中央财经小组请陈云当组长，李富春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李富春马上说：“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我可以当助手。”为此，会议确定陈云为组长。
这次会议陈云没有参加，知道后他还是谦让。刘少奇就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不几天，中央做出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全国财经工作。
其实，早在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成立了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1958年6月10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副组长则为李富春、李先念。可是，由于毛泽东亲自领导“大跃进”，也就使中央财经小组形同虚设。在庐山会议初期，曾有人提议再请陈云主持经济工作，毛泽东也说“国乱思良将”，有意请陈云出来。可是，随着开始“反右倾”，毛泽东不仅没有把“良将”请出来，甚至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
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碰了壁，陷入困境，这才不得不又恢复中央财经小组。中央希望陈云出来主持财经工作，收拾因“大跃进”而逼近危险边缘的中国经济。
3月7日至8日，中央财经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陈云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对他在西楼会议上提出的办法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提出，现在可以不搞10年计划，先搞5年计划，只有恢复好了，才谈得上发展。“在恢复阶段，可以逐渐看清楚发展阶段的问题。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在情况清楚以前，甚至第三个5年计划指标也可以不忙搞。”
陈云还主张对1962年计划也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再不能犹豫了。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
对农业和市场面临的形势，陈云看得非常严重。他甚至说，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6亿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陈云指出，“大跃进”的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综合平衡。这样做，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在这方面，这几年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对“大跃进”的高指标和“以钢为纲”，陈云勇敢地指出，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在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看起来指标低一点，但是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可以掌握主动，避免被动。长期计划的指标，更要注意留有余地，而且以后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全面安排。
周恩来在陈云讲话时插话说，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陈云还就物资集中管理、研究农业基本情况、计委要管好农业和市场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这次讲话的记录，经陈云看过后，在小范围内印发。其后，身体十分虚弱的陈云经请假到上海、杭州休养。
刘少奇组织人把陈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13篇讲话和报告，选编成《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4月，这个材料印发给中央政治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以及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刘少奇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说他找人选编了陈云同志的有关文章印发给少数同志参考，送上1份，请有空时翻翻。于是，这份材料较长时间摆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传达和讨论陈云同志讲话的范围扩大到地市一级。一时间，陈云成了中国最受关注的人物，上上下下都在谈陈云的报告，出现了“陈云热”。
陈云到外地休养后，领导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主要任务，就落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身上。
 |  |
| 相关专题 |
| · 图书连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