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受批判的“主角”
陈云在外地休养期间，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意见起草了《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报告起草完毕并经周恩来审定修改后，周恩来请薛暮桥把草案带到杭州去征求陈云的意见。这时的陈云，身体依然很虚弱，每天只能谈两个小时，分3天报告完毕，他完全同意草案所提出的意见，请薛暮桥将他的意见转告总理。
1962年5月7—1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了一句颇为耐人寻味的话：“‘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
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在全国开始贯彻。陈云的一系列“调整”措施，得以实行。中国经济渐渐开始摆脱困境，陈云的威信也随之上升。
这时有人放出空气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请陈云讲话，陈云不讲，过后却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西楼会议”上大讲特讲，这是“极不正常的”。有人找到了“导火线”——“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最初是在中国浙江沿海那座有着“小香港”之称的奇特的城市——温州诞生的。这个办法是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派人到农业社试验然后搞起来的。“包产到户”，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第一次受到批判，认为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的欢迎，所以如同“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1960年，在安徽宿县，又出现“包产到户”。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由于紧跟毛泽东，大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安徽农业陷入困境。他发现“包产到户”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好办法，便决定提倡。由于“包产到户”在1957年已经遭到过批判，“名声”不好，他换了个说法，叫“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实际上也就是“包产到户”。一下子，就在安徽推开，40%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毛泽东最初答应曾希圣可以试一试“责任田”，不久就予以否定，认为这是“变相单干”。
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推行“责任田”被斥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刚试行一年的“责任田”遭到了扼杀。曾希圣因此受到批判，被免去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甚至出乎毛泽东的意料，“责任田”就像星星之火一样蔓延开来，不长时间，全国就有20%的生产队搞起了“责任田”。尤其是安徽的农民，强烈要求再搞3年，甚至出现了宿县符离集区委集体上书中央坚决要求继续搞“责任田”的事。
在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围绕“包产到户责任田”问题，也出现了认识上的严重对立。
中央农工部部长邓子恢认为“责任田”办法很好，多次呼吁中央应予以支持，并主张多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小私有”。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到韶山等地调查，发现就是在毛泽东的家乡，农民们也非常愿意搞“责任田”，有人甚至求他帮个大忙，干脆把田分到户。
田家英返京后向毛泽东汇报时，遭到了痛斥。毛泽东认为，这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不能听。同时，田家英把情况向刘少奇做了汇报。刘少奇对“责任田”表示赞同，并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
田家英也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对这种办法很感兴趣，认为是可行的。6月，中央书记处在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的汇报时，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是单干，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会上，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各占一半。邓小平最后表态说：“在农民生产困难的地方，可以采取各种办法。”这实际上就是赞成安徽的做法。
这年夏，陈云在上海看到安徽“责任田”的材料，认为是非常时期必须采取的办法。对于“包产到户”，陈云是了解的。一年前，即1961年六七月间，他回到家乡青浦小蒸公社进行农村调查，当时就已经提出“母猪私养”、“留足自留地”等接近“包产到户”的主张。他通过调查，了解中国农村，也了解中国农民。
不多久，田家英到上海向当时在沪的毛泽东汇报有关情况。毛泽东很冷漠，听了汇报后说：“我们要走群众路线，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这是毛泽东对包产到户问题的又一次明确表态。
显然，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虽然同意调整，进行局部改变，但并未放弃。如提出“包产到户”等文案，预料他是难以接受的，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再对他提出这类意见，政治风险是很大的。
此时，在上海的陈云也接到了田家英的有关调查报告。这一回，陈云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又看了安徽“责任田”的报告，深知“包产到户”是解决中国农村困境的一贴灵丹妙药。他表示调查报告“观点鲜明”。他已经给中国工业来了个“伤筋动骨”，他也要给中国农村来个“伤筋动骨”。
陈云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他在杭州休养时指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肯定了这类作法，叫作‘分田到户’也好，叫作‘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实行《国际歌》词中的号召‘全靠我们自己’。要依靠广大农民，尽快恢复生产。”
陈云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决心尽快回京同中央常委商量，再向毛泽东直接陈述。一些人劝他再慎重考虑，不必急于提出，他态度非常坚决：“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6月24日，陈云从上海抱病回到北京后，立即同刘少奇、邓小平等几位中央常委交换了意见，看法基本一致。
7月6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1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3天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当晚，毛泽东约陈云谈了1个多小时。陈云知道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所以在谈话中说得很婉转。他首先向毛泽东强调应该发挥农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的重要，指出中国农村的个体经营与合作生产还要并存相当长的时间。接着，他说，为了渡过当前农村的难关，应采取措施提高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
陈云举了他自己在家乡调查的情况，说明一旦提高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就会有转机。说到这里，陈云才提及，“包产到户”不妨一试。
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意见。陈云走后，毛泽东却很恼火，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路的问题。
这个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他向身边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说是“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但是，他顾全大局，对批评所谓“修正主义”未做辩解。
毛泽东召集会议，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没有按要求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会上，毛泽东撇开田家英，指定陈伯达根据会议精神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表明了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态度。
这时，作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尚不知道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也就在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共中央党校做报告，还在大力提倡“包产到户”。邓子恢说：“认为集体劳动就是一窝蜂，单独干活就是单干，单干就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他又说，“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邓子恢的这些话，后来被称为鼓吹“单干风”。
就在毛泽东跟陈云谈话后，8月6日至8月下旬，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那天，毛泽东发表了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讲话，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批评包产到户，一时成了会议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提到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政治高度。
毛泽东在中心小组的会议上多次发言。毛泽东指出，现在中共党内有着3股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很明显，所谓“黑暗风”，是指刘少奇、陈云、周恩来等今年春天对经济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的估计，是对形势估计一片黑暗；所谓“单干风”，是指陈云、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所谓“翻案风”，是指彭德怀等要求对自己的历史重新审查，去除不实之词。毛泽东发出严厉的警告：“右倾机会主义就是搞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所批判的3股风之中，有两股跟陈云直接有关，甚至可以说是针对陈云而言的。陈云很明白，这次会议，他成了受批判的“主角”。
陈云到了北戴河之后，由于腹泻，要求请假。陈云写信给邓小平，并转毛泽东，除了要求请假之外，还表示：“7月24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
由于陈云表示了拥护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也就没有点陈云的名。会后，毛泽东称：“陈云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
北戴河的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做准备。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过，毛泽东对陈云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才能并没有一棍子打死。
1963年春天，毛泽东在一个会议上说，陈云关于三大平衡的意见是正确的。后来，中央常委为学习雷锋题词，其他几个常委都题了，陈云是最后题的，在报上发表了。毛泽东说，陈云补了一个题词，很好，如果陈云身体好，很希望他能参加今年国庆节的活动。1964年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又说，他对陈云很怀念，在“大跃进”时，大家头脑发热，陈云在压指标上多次提出意见；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这个教训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也不能再干了。1965年年初，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时，再次提到1959年降低钢指标问题，说陈云的主张是对的，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并请周恩来到上海看望陈云时，把这些话捎给他。正因为这样，虽然陈云在中央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不能再继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了，但是，经济调整的总体思想已经明确，为了进一步巩固经济调整的成果，1963年9月中共中央又做出“再用3年进行经济调整”的决定。又经过3年的经济调整，工农业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积累和消费关系恢复正常，财政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改善，国民经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
从《陈云文选》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陈云的政治“轨迹”：在《陈云文选》第三卷那篇1962年3月7日《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之后，直至1973年6月7日他做了《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谈话，中间长达11年，是空白期！
在这11年中，陈云没有一篇文章、没有一篇讲话收入《陈云文选》！这是因为，在这11年之中，陈云“靠边”了！即便是他在1973年6月7日所做的谈话，头一句话便是“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表明他仍处于“半靠边”的状态。
从北戴河会议批判所谓“单干风”和“黑暗风”后，中国急剧地向“左”转，陈云的政治处境日益艰难，已不能再继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工作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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