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提出纠正历史要案
1978年12月18日,京西宾馆。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中国命运、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全会虽然开了仅仅5天,但其意义在3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了如下评述:“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20年后,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
这次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自己这样说过: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有个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之前都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作为预备会。全会的议题和议案都须经工作会议充分酝酿,取得共识。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不说到在全会前于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言:“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比较大,聚集了党、政、军的210多位领导人。走进会议大厅的人们神情庄重,他们大多是饱经沧桑、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当然,在“四人帮”在位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有,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人也有,但他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虽然这时北京已进入寒气袭人的晚秋,但会议大厅却呈现出融融暖意。人们从交谈中隐约感觉到,这次会议似乎预示着一个重要时刻就要到来。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3项议程是:一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了会议要先进行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但只字不提在全国热烈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没有表示“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实际上,这是华国锋对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又一次采取“不表态、不卷入”的态度,引起到会代表的不满。
开幕式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6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11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谭震林大胆提出:“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应该解决。”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做了一次发言,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
陈云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翻过来,是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认定“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
他指出:“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这个文件,是我在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长(1937年11月)以前作出的,与处理薄一波同志等问题的精神是一致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后来根据审查干部中遇到的问题,在1941年也写过一个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与‘七七决定’精神是一致的。这个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我认为,中央应该承认‘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有新的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接着,陈云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意见:“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一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陈云还为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他说:“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随后,他又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评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还提出:“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原来,康生在3年前病死时,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给他戴了3顶光辉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陈云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又出任过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发言富有权威性。不言而喻,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所以才甩出6枚重型“炮弹”。他所提出的6个问题,实际是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炽热起来。
原总后勤部政委王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被分在东北组。东北组召集人是王恩茂、任仲夷、萧克、杨勇。陈云同志也编在这个组参加讨论。讨论的第一天,陈云同志就发了言。……陈云的发言刚一讲完,小组里便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待掌声平息下来,陈云同志用征询的口吻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大家一致举手,‘同意!’”
1977年3月,陈云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一次书面发言,但是他的发言被打入“冷宫”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因为,这次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使得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知道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爆炸性发言”,话虽不多,却扔出了6颗重磅炸弹,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他的发言,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意识到,必须解决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必然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锢,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才能讨论那些具体的工作问题。
华国锋极想尽早让大会按照他的3项议题的轨道“运行”,所以在陈云发言后的翌日——11月13日,华国锋要求会议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在大会上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说明。可是,会议并没有被华国锋“纳入”轨道,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做出强烈反响,打乱了华国锋的部署。从而,有力地揭开了被华国锋、汪东兴等捂着的盖子,改变了整个工作会议的进程。
东北组对陈云的讲话普遍支持,这是因为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是冲在最前面的省份之一,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四处点火”中做过重要谈话的省份。
东北组如此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12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都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加以解决。”
中南组这样说:“陈云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是当前干部讨论较多、关系全局的问题,在宣布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中央最好能给以解决。这对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强团结,是有好处的。”
西南组指出:“陈云提出的几个问题影响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这样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调动积极因素。”
西北组则说:“这些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前,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陈云提出了“文革”中遗留的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他的发言又引发出一系列“文革”遗留的诸多问题。种种问题,几乎村桩桩件件都涉及毛泽东。只有冲破毛泽东当年“左”的种种批示,才能彻底加以解决。然而,“两个凡是”成了最大的拦路虎。如果推倒了“两个凡是”,那就什么问题也解决了!
在这许许多多的历史积案中,最为迫切、亟待解决、呼声最高、影响最大的,要算“天安门事件”。邓小平的复出,本来就意味着对“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否定。然而,华国锋却硬要解释为“天安门事件”仍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的复出只是由于事实表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无关,不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陈云再次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势。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示接受党内压倒多数的意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北京市委郑重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33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陈云发言的反映,接连不断。
万里在华东组说:“陈云提出的6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服。”
杨得志、李成芳在中南组指出:“联系天安门事件,我们认为武汉‘七?二О’事件也到彻底平反的时候了。陈丕显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也应该弄清楚。”
聂荣臻在华北组发言说:“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面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陈云接着插话:“这些问题不解决,党内党外很不得人心。”
王首道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康克清在华北组的书面发言中说:“我完全同意陈云11月12日提出的6点意见。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鉴于陈云的发言反响强烈,得到众多的与会者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二是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平反。三是撤销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四是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五是纠正过去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六是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七是关于康生、谢富治问题,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华国锋的表态,表明全部接受了陈云提出的6条意见。内中,尤其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会议进行到11月下旬,华国锋建议,从27日起会议转入对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的讨论。但是,尽管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如何保证经济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会同志还是耿耿于怀。
根椐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真正让大家畅所欲言。与会者对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真理标准讨论再掀高潮。与会者一致认为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并对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初步酝酿。本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没有人事问题一项,但在会议进行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与会者的建议,讨论了人事问题。
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小组,还就经济工作作了一次发言。陈云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要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经济工作要从国情出发,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要重视8亿农民这个大头,把农业搞上去,要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两次重要发言,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主要方面,对促进粉碎“四人帮”以后良好局面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使人们认识到,陈云虽然年逾古稀,但是目光锐利,思想敏捷。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长期形成的威信再一次迅速提高。
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如此热烈,如此民主,如此富有建设性,是大多数与会者不曾料想到的。这次会议是党内高层一次久违了的真正的民主会议,会议突破了原来的议题,形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邓小平做了题为《解决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本来闭幕式一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也应该结束,但与会者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邓小平的讲话。于是,随后的两天,会议分组进行了讨论。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落下帷幕。
12月18日晚8时,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灯火通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式在这里举行。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做了充分的准备,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于12月22日胜利闭幕。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对中国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和墨守成规向改革开放的转变。全会发起了推动中国社会加速发展的“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大会一致同意,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为众望所归,陈云重新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核心。
陈云同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主席台上就座,并发表了即席简短讲话。他说:“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希望这一次大家要坚持下去,争取在全国实现这种局面,从而保证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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