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领导全国经济工作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其中有10个大钢铁基地、9个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全国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当时省事的说法是要搞10个鞍钢、10个大庆。1978年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项目，初步估计，把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大约需要600亿人民币，其中仅宝钢一项就达200亿。
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要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使实现“四化”的速度更快、更高。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的大跃进”（因为主要把希望寄托在利用外资上，后来被称为“洋跃进”）运动迅速掀起。
早在同年2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就为遏制经济建设出现的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强调按农轻重次序发展、提高工业生产质量的意见。并在随后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向李先念建议，会议最好多开几天，专门听听反面意见。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下，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很难讲话。会议提出的目标是，要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讨论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时，感到问题很多，难以确定下来。邓小平同当时主持财经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财经委员会，请陈云出来当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
李先念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在财经部门担任有关领导工作。他对陈云是佩服的，常常对人说：“我一生有两个教师，一个是徐帅，教会我打仗；一个是陈云，教会我管经济。”他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并且主动说，他给陈云当助手，任副主任。
这不难理解，因为陈云曾长期主持中央的财经工作，一向务实，富有经验。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财经领导工作越发显得重要。
其实，在1977年6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曾成立了“财贸小组”，组长为姚依林，副组长为陈国栋、邓力群。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助手，调查研究财贸工作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改进意见；办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交办事项。它是国务院内部的办事机构，对下不行文。
这个“财贸小组”很快就不适合于形势。因为这个小组只是起“助手”作用，而当时更需要的是起领导作用。于是，酝酿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197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财经委员会共由12人组成，几乎都是建国后财经部门的领导人。这个决定，交由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陈云还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3月14日，陈云同李先念商讨了财经工作以后，两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
他们提出，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他们说，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并认为，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他们强调：“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面，不仅是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要着重调整我国所需要的各种钢材之间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轻工业、其他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文教、卫生、城市住宅建设、环境保护等的发展的比例关系。由于钢的基建周期长，不仅要制订5—7年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
他们认为：“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封信根据按比例发展经济的要求，指出了当时经济形势不稳的根源在于比例失调，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进行经济调整。这样，实际上是提出了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施政方针。
3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陈云在会上根据他和李先念商定的几点意见，更具体地提出，要用两三年的时间，最好3年，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陈云提出调整，主要是根据他对于国情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按比例发展经济的理解。
建国以后经济工作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急躁冒进，不顾国家财力物力的情况。陈云在这个讲话中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不搞清楚这一点，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这个“实事”就是，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
陈云提出，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搞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样的现实情况，就是我们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中国跟外国的情况，在这一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陈云不客气地批评说，许多办工业、办商业的同志不大考虑这个问题。
按比例发展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原理中这种论述本来是很明白的。陈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深有感触。他明确地说，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
过去的所谓快，大多数时候是钢铁单兵突进。陈云多次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异议，也多次因此遭到不公正的批评。一些人甚至形成了一种错误印象，觉得陈云似乎专门主张少搞钢。陈云说：“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越少越好。哪有这样的事！我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
他说，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
那时候，冶金部提出引进设想，想靠引进克服国内技术、设备、原材料的限制，发展钢铁工业，表现出一幅典型的“洋跃进”的架势。
陈云没有指责他们，只是说，冶金部也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冶金部一是把问题看简单了，二是看孤立了。
想靠借钱买一个现代化，陈云说，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他说，旧社会，我在上海待过，钱庄、银行贷款，要经过好多调查，确有偿还能力，才借给你。现在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
他在别的场合也曾讲过，资本家贷款，总是你生意好的时候他找上门，你生意不好的时候人家就要逼债，这是“大晴天借伞”的买卖。
陈云还分析说，借外国人的钱，把钢铁的发展都包下来，把冶金机械制造也包下来，所有借款都要由人民银行担保，究竟需要多少钱，没有很好地计算。那么大的引进，国内要多少投资，也没有计算。你一家把投资占了，别人怎么办？冶金部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
陈云根据国情和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明确提出，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对于比例失调发生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两条：一是当时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光大的项目上了1700多个，小的几万个。还有个原因就是还“文化大革命”的欠账。“文化大革命”中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结果，只管上项目，不管配套不配套，“骨头”和“肉”，“骨头”搞起来了，“肉”欠了账。
陈云说，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他主张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要丢掉一批，勉强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是白搞。
陈云又一次说要降低钢的产量指标：“2000年钢的产量定多少合适？还有21年，我说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他还说：“……今年钢不提到3600万吨，也不提3400万吨，提出3200万吨到3300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3200万吨钢编计划。”陈云依然是“低调子”。
在这次会上，陈云提出“要我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他说自己要有“自知之明”：“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156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他说，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尽管陈云推辞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之职，但是那时中国刚从“四人帮”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急需调整，在大家一致的要求下，陈云最终还是答应了。
3月25日，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陈云走马上任，主持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的第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上，陈云对财经委员会的工作讲了几点意见。他说，首先要协力同心，相互合作。并强调：“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陈云指出，要找一些年轻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财经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综合机关做财经工作的，虽然经济工作的经验很丰富，但他们此时最年轻的也有62岁了，大一点的已经70多岁。陈云感到，要领导全国的经济调整工作，这种状况是有问题的。
陈云说，我们这些人都快要“告老还乡”了，解放时，我45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现在我一个星期只能工作两上半天，多了不行。如果还要那样干，无非是向‘八宝山’开快车就是了。”
陈云要求找来的年轻干部要有一点工作经验，人数也不要多。这些人不是当秘书，而是在当“后排议员”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他还说，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
经过一段时间紧锣密鼓的筹划、组织，明确了方针，组建了机构，陈云又一次开始领导中国的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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