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云淡风清

为建设宝钢把脉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党、政、军机关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专门讨论经济调整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工作，并形成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李先念对以调整为中心内容的“八字方针”做了明确阐述。

6月18日至7月1日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决策。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定：要用3年的时间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在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陈云重新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以后，经过中央、国务院和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不到两年时间，就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是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加快，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积累与消费以及其他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也开始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城乡市场商品供应渐渐变得丰富起来，对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一定提高。

对于国民经济的整个调整目标来说，这些成效还只是初步的。从总体上说，这段时间的调整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其原因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部门的负责人对调整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不少人只知道调整后取得的一些成绩，认为比例失调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若再调整，又会“耽误三几年”，会影响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有些人仅仅从地方利益出发，仍在一味地大干快上；有些人则担心调整是要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转移工作重心的决策。正是由于存在着认识上的问题，很多部门在调整的行动上犹豫观望，措施自然显得不得力。

9月18日，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汇报会上，陈云三令五申地强调：这次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他还具体提出，要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制定基本建设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

陈云曾在1956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讲过这么一段很生动的话：“我过去讲，‘瓜皮帽，水烟袋’，旧商人中有一种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战略家。”陈云重新主管中国经济，他也踱起方步来，成为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

陈云依据过去的教训，再三告诫人们，在经济建设上务必防“左”，务必吸取“左”的教训：“必须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

陈云提醒人们：“绝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他以为，开放改革是新事情，缺乏经验。“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

“做好经济工作，一定要谨慎从事，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一点。所谓谨慎从事，就是说，制定一项经济政策，采取一个重要措施，都需要瞻前顾后，权衡利弊，而不能头脑一热就做决定。”陈云强调“宁慢勿急”：一切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加，必须是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不同方面的专家，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要注意和考虑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必须作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

当时，许多人热心于借外债。陈云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8年、10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可以向外国借，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陈云说，他并不反对借外债，“可以借不吃亏的外债”。

当时，全国正在上马或者已经上马的大的建设项目达1700多个，小的则有几万个。可是，中国的经济能力有限，承受不了这么多新建项目。陈云下令调整，把许多项目缓建或下马。在调整中，陈云遇到最为棘手的问题——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的建设问题。

这一项目在1977年仓促上马，1978年12月23日破土动工。预定分两期，用7年时间建成。

按照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日本新日钢铁公司的协商，总投资近2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00亿元。以当时全国人口计，平均每人要为宝钢的建设分摊20元。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超级引进项目。

宝钢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甚大。而且，很多当初没有全面考虑的问题，开工后都暴露无遗。公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建钢铁厂需要新建配套；华东电力、用水本来就紧张，再加上一个宝钢就更困难；上海地质条件也是个问题，光打地基就要花不少钱，有人形容要用钞票一寸一寸垒起来，等等。人们议论纷纷。

显然，宝钢问题，是关系调整能否真正落实的关键。中央决定，委托陈云对宝钢问题做出决策。

这时，形势十分逼人。宝钢已经与外商草签了一揽子合同，大批的引进设备正在运往上海宝山。如果要停建的话，中国将要蒙受沉重的经济损失；如果继续上马的话，又得付出巨大的资金。可谓已成了骑虎之势，进退两难。

受命拍板的陈云，却照样保持“稳稳当当”的作风。他先是在北京听取各种意见。

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说要全部下马，有的说可以部分下马，还有说下马损失太多受不了。有的说已经进口的设备先放起来，形势好转了再说，有的却说与其保存在仓库里，倒不如把它安装起来，哪怕不能开工也行。众说纷纭，谁都占理。这个决心不好下。

陈云看了宝钢上马的一些材料，又把宝钢建设规划与鞍山钢铁公司的情况作了对比，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宝钢工程一、二期建设，可以适当拉开间距。

陈云认为，鞍钢1901年开始建设，日本人搞了4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搞了几十年，前后70多年，才搞到600万吨；宝钢同鞍钢规模相当，用7年时间建成，虽说有几十年建设经验，毕竟有些工作还有困难，这是大事，不能含糊。

他还担心，匆匆忙忙搞突击，一些问题来不及处理，积累下来，等完工了，出不来钢铁，那就不好办。对外国设备，陈云并不迷信，他认为，外国设备也是有问题的，要注意。

5月9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外贸部、一机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宝钢建设问题向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和国务院提交报告，主张：主体设备引进，当然也买技术和专利，但为了增加国内自制设备的能力，将3套轧机改为同外商合作制造。2号高炉及3号、4号焦炉等大大增加国内分交的比重。把原计划1981年年底建成1号高炉系统、1983年年底全部建成的进度，予以调整、推迟，不要操之过急。

5月11日，陈云看了这个文件，对其中的建议做了认真的思考。

其后不久，陈云请薄一波代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多年搞财经工作特别是冶金工作的七八个人开了两次会议。他们经过讨论，也赞成陈云的意见，认为可以把建设周期拉得长一些。同时，他们主张立足国内，多分交一些设备，锻炼自己的机械制造能力，只进口关键设备，以便发展国内机械工业。陈云很重视这个意见，觉得有道理。

5月31日，陈云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专程到上海实地调查，听取了上海各方意见。

到上海后，他对前一段考虑的结果进行了反复思考，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觉得，立足国内，当然符合自力更生的建设方向，但是搞大型现代化钢铁企业，国内实在缺少必要的经验，冶金部、一机部的能力令人担心。国内机械制造能力，集中力量搞一些项目，有过成功的经验，但宝钢关系太大，不能拿来炼兵，还是立足国外比较保险。技术资料也要全套买下来。

6月1日，陈云与上海和宝钢方面的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这个想法。他们也主张设备全部进口。

在上海，陈云多方征求对宝钢建设的意见，并摆出自己的想法，鼓励大家提出各自的见解。他在上海召集上海钢铁一厂、三厂、五厂和冶金局的人士座谈对宝钢建设的意见，他们表示对这些情况了解不多，陈云就要求有关部门多通气，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不要过于强调保密问题，不让别人接触。

6月6日，陈云结束在上海的调查，回来北京，又让国务院财经委员会讨论。陈云实事求是地指出，关于宝钢仓促上马，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由于我们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经验不足所致。

6月16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老老实实地讲述了自己对宝钢问题的认识过程：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200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5万人，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陈云说：在近一个半月中间，我对宝钢如何建设的问题，有过3次反复的考虑。第一次是在看了谷牧同志5月11日批的那个文件之后，认为应该基本立足于国内，买技术，买专利。关键设备还是要进口。这时，我请一波同志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听过去搞过钢铁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第二次是5月31日到上海以后，有个想法：全部进口吧。上海市负责宝钢工程的同志有这样的意见，我也有。我加了一条，买设备的同时，也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第三次是6月6日离开上海时，我最后考虑的意见，还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银行报告的意见办。这3次反复，对我来说是很有益处的。

经过调查研究，细听种种意见，陈云最后做出决断：“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买专利。”“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应该列的项目不要漏列，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

就这样，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陈云的意见，经过研究，决定上海宝钢“干到底”。

根据陈云的意见，宝钢一期工程继续干下去，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对外已签的合同进行赔偿，已进口的设备得到妥善保管。宝钢一期工程于1985年9月建成投产，一年后各项指标就达到和超过了设计水平。一期工程建成后产生巨大效益，为二期工程提供了资金。

1986年5月18日，陈云以八旬高龄视察宝钢，除听取宝钢负责人的汇报外，还视察了炼钢厂、原料码头、焦化厂、炼铁厂和初轧厂，亲自看了出焦和出钢。他对我国以较快速度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大型钢铁企业，由衷地表示高兴。他欣然为宝钢题词：“埋头实干，从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创新。”

陈云并未把宝钢问题局限于一时一事上，而是抓住典型进行深入分析，为纠正“洋跃进”的错误，贯彻调整方针提供指导。

1979年9月18日，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的汇报会上，概括处理宝钢问题的经验，提出：我们建设像宝钢、平果铝矿、三峡水电站等那样大的工程，在第六个和第七个5年计划时期，每个5年计划期间，平均计算大体上只能建成一个。

陈云分析说，这些大建设项目，每个投资都在200亿元人民币上下，5年平均，每年40亿元上下，我们的财力物力是能够胜任的，是能够建好的。但是，如果5年不是建成一个，而是要建成好几个，甚至于要求一年建成一个，这显然是办不到的。我们今年的全部财政基建拨款，照财政部计算，只有170亿元。如果要一年建成一个宝钢这样的大项目，那就占了我们一年多的全部基建投资的金额；如果同时建成两三个，非但所要建的大项目建不成，而且把其他的必需资金全部都挤占光了还不够。

他还说，即使我们能借到一些外国的买方信贷，但自己配套的那一部分投资也要占到接近一半。不错，每年财政收入都会增加，基建拨款也会按比例增加，但是非大项目的其他基建所需要的支出也会增加，例如：轻工、国防、交通、学校、城市建设等等也会要求按比例增加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有必然的思想准备。大家应该斟酌这件大事。

他指出：哪个项目该上的就必须上，哪个项目没有财力上就必须下。要核定该上该下的项目，不能推平头，不能来一个大家打七折。不下这样的决心，我们说要缩短基建战线就是一句空话。推平头，大家打七折，这种办法将使我们一事无成，害国害民。

以陈云为主任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只建立了一年。198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为成员。

同年9月，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一起，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把担子交给了年轻的一代。

经过“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至1981年年末，农轻重、积累和消费等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达到了财政收支和信贷的平衡，稳定了物价，而且在调整中注意克服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真正从国情出发，按照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循序发展的方针办事，使国民经济站稳了脚跟。

“鸟笼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陈云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陈云早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上，就已经提出了“三主三辅”（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与集体经营为主，个体经营为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为主，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辅；在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中，国家市场为主，自由市场为辅。

陈云的这一思想，是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突破苏联模式的一种新的构想，曾被中共八大所接受，其中的基本点被写入了中共八大决议。他并受毛泽东的委托，起草了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体制改进的3个文件。

只是后来中国不断向“左”转，陈云的这一思想遭到了否定。1957年“反冒进”、1958年“大跃进”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上急于求“公”求“纯”，以及政治生活领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思想占了上风，原来按照经济规律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主张未能得到贯彻，却被群众性政治运动所取代，“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把农民自留地和农村集贸市场，都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除，重视价值规律被当成“利润挂帅”、“反革命修正主义”，人为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

经过“文化大革命”大灾大难之后，1979年3月8日，陈云对于历史的教训进行了反思，率先对计划与市场问题进行探索，把自己思考的一些结论写成了提纲。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方面工作头绪太多，陈云身体仍不太好，使他感到一时难以有太多精力来把这份提纲形成完整的文章。后来就把这份提纲交给秘书保存起来。

但是这份提纲实际上已经反映了他对当时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的思考。秘书看到这份提纲后，建议发表。这份提纲即是后来《陈云文选》上的《计划与市场问题》。

这份提纲提出：1917年后苏联的计划经济和1949年后中国的计划经济，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陈云认为：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计划又时常脱节，计划机构忙于日常调度。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做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这个缺点，后来被概括为“统得过多、过死”。为克服这方面的缺点，陈云在提纲中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即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即不做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也就是带有盲目性的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陈云认为，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已掌握了国民经济的计划经济部分，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调节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当然必须基本上是无害的。

陈云分析认为，国民经济中有市场盲目调节的成分存在，并不能说就不是社会主义。我国解放初期，国家只掌握了国民经济中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但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他指出，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

陈云意识到：忽视市场调节的一个后果是，国民经济中必须按比例发展的，没有能够真正按比例发展，比如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电力、运输等先行部门没有先行反而落后，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失调，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关系失调，各工业部门之间比例失调，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另一方面，应该适当扩大市场调节的方面又管得太死，比如计划权力太集中，农业的非计划部分太紧太死，地方财力热心建设，真正机动的太少。

他还认为：忽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经济工作中忽视价值规律，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陈云预计，在今后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实际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重要地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越增加，市场调节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越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这个提纲写成后，其中的思想曾在小范围内作过传达。后来，在《文献和研究》刊物上全文发表，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应当说，在1979年，在计划经济理论盛行的年月，陈云有关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为打破计划经济一统天下，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1982年12月2日，陈云在会见前来住所看望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部分代表时，就国家计划和市场活动的关系问题做了形象而富有哲理的描述。

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

陈云在座谈时把商品市场比作“鸟”，而把国家计划比作“笼子”。“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就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5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

陈云此言一出，在海外颇为引起注意。海外一些人把陈云这番话称为“鸟笼经济”理论。有人把陈云的话曲解为经济是“鸟”，社会主义制度是“笼子”，并由此把“鸟笼经济”视为“保守派经济理论”，把陈云视为“保守派经济专家”。

很显然，陈云的意思，不过是搞活经济要有国家计划的指导。“笼子”也不是死的，可以调整，即对计划进行修改。

1985年9月，陈云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说，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

在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上，陈云的意见和邓小平的意见是一致的。邓小平在1989年6月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这样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之间、搞活经济与宏观调控之间、“笼子”与“鸟”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意在保留必要有“指令性计划”，实事求是地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而反对单纯以不受计划指导的自发的“市场调节”为改革目标。他的有关论述，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十四大在总结经济体制改革14年的经验后，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提出的诸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等提法，作为在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逐步摆脱传统观念、形成新的认识的过程，指出它们都“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形势越来越好；城市也进行了国有企业放权、让利和扩大自主权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对此，陈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81年9月2日下午，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目前搞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是一件大事。”

11月25日下午，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时提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3句话一句都不能少。这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体制改革用的也是这个道理。

1982年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六五”计划稿时，陈云指出：打破“铁饭碗”是一场革命，其意义不下于公私合营。干多少得多少，没有一个人可以揩公家油。各方面都搞活了，内在的力量可以发挥出来了。

1984年10月20日，陈云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打破“大锅饭”。“大锅饭”实质上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

陈云认为，打破“大锅饭”，贯彻按劳分配，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向深度发展的一种表现。他说：“实行岗位责任制，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深入到每个人劳动的体现。”

在关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陈云仍然没有忽略经济建设本身的问题。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二大确定在20世纪末力争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任务，并在陈云的建议下，将这个战略分为“两步走”，即前10年打好基础，后10年进入经济振兴时期。他指出，为了给10年比较快的发展创造条件，要由中央适当集中资金，加强能源、交通、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建设。

办特区是一个新事物

粉碎“四人帮”后，把自力更生同发展对外经济交往相对立的“左”的观点销声匿迹了，对外开放、利用外资不再被当成修正主义对待。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不少人看到发达国家的新发展、看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也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我国只要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工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有可能很快地消除“文化大革命”长期破坏的后果，走上高速发展的道路。

陈云主张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争取以优惠条件适当借些“不吃亏”的外债，用以弥补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但他同时认为，如果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借外债上，则是不可取的。他说：“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如果不靠自力更生，而“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在强调少借外债的同时，陈云还十分强调，借到手的外债一定要“用得好”，要“用在最关键性的项目上”，用在刀刃上。1978年和1979年基建投资出现赤字后，一些人认为可以用外债弥补投资赤字。陈云反对这样做，指出：不要用自由外汇兑换成人民币或靠发票子来弥补基建投资的赤字。我们现在借到40亿美元的自由外汇，用于其他方面的已经31亿美元，1980年不可能再借到50亿美元自由外汇换成人民币用作基建投资。陈云还强调，外债同国内配套能力关系十分密切。为了用好外债，陈云要求在借外债时，把国内资金的配套能力——即能有多少财政拨款用于配套解决土建、动力、交通、市政建设等配套的问题计算好。1979年3月，他在中央会议上指出：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不靠得住？借款都要由人民银行担保，需要多少？国内要多少投资？都没有计算。他要求避免这样一种现象——如果国内没有相应的配套投资力量，硬要借外债进口设备，即使是很先进的设备，也只能闲置起来，形成“窝工”。

借外债只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陈云还提出用多种方法利用外资的建议。他认为，补偿贸易、来料加工都可以搞。他所说的补偿贸易，指的是一种先利用外国资金引进技术和设备进行生产，然后再用投产后的产品或其他商品分期清偿贷款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超出了一般商品贸易的范畴，可以节约现汇的使用。来料加工也是增加出口创汇的一种方法。早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陈云就提出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进口棉花生产棉布出口的主张。改革开放新时期，沿海一些城市搞了“两头在外”，即原料从外边进口、产品向外边销售，陈云认为“两头在外”的沿海发展战略是好的，鼓励把这一工作搞好。陈云还提出，可以到国外投资办厂，合作生产。1984年8月20日，陈云在约请宋平等人谈话时指出，可以考虑向国外要倒闭的钢铁企业进行投资，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这实际上是在国外利用外资。

长期以来，技术引进主要是通过进口成套设备和新建工厂来实现，这对于奠定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填补空白与缺口以及满足国民经济发展之急需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套设备引进的缺点凸显，一方面造成了工业生产上某种程度的两极分化——少数装备先进的新厂和大量设备陈旧、落后的原有企业并存，另一方面有些国内能生产的简易器材也不得不成套买进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79年6月16日，陈云在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在设备进口的同时，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他还主张将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结合起来。他总结了日本的经验，指出：“日本也是引进先进技术，然后加以消化，再加进一点自己的东西出口。”陈云赞成对那些工艺技术复杂、国内没有掌握、国外有成熟经验的技术积极组织引进，但同时他也要求对大部分国内有研究条件的项目组织国内攻关，特别是国内有一定技术装备基础，有把握试制或国际上对我封锁的敏感技术，更要组织国内力量集中攻关。

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是我国第一座大型核电站。该电站设备由法国马通公司供应，常规设备由英国奇异西公司供应，工程服务包括总体设计由法国电力公司承担。1982年12月17日，陈云在国家计委关于建设广东核电站的报告上批示：“不管广东核电站谈成谈不成，自己必须搞自己的核电站。再不要三心二意了。”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省委的报告，决定在两省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使之具有较多的自主权，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省委的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的名称定为“经济特区”。

关于特区的兴建，陈云提出过一些重要意见。他认为，办特区是一个新事物，由于经验不足，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把特区办好，就必须不断总结经验才行。

1981年12月，陈云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加。既要看到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广东、福建正在学习外国的经营办法，外国的办法有的可取，有的不可取，澳门的财场、香港的夜总会总是可取的。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了。陈云强调，对外开放既要积极，又要清醒。1989年9月8日，陈云在同李瑞环谈话时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了，国门打开了，进出的人多了，问题也就来了。在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邓小平也密切关注着两者的健康发展。1981年12月14日，邓小平在中纪委整理的《广东、福建一些单位和干部继续从事走私贩私活动》简报上批示：“这类事，为什么总处理不下去，值得深思，我建议由中央纪委派专门小组进行彻底追究，越是大人物大机关，处理越要严越要重。”翌年1月初，中纪委一份《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内参又摆到中央领导面前，反映少数领导干部带头走私，一些部门、企业，甚至一级党组织也走私贩私等。陈云批示：我主张要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此后，陈云还特别说明，批的是广东的事，但不定首先办广东的，要先办罪大恶极的。很快，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都先后做了严厉批示。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发出了打击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的紧急通知。

兴建特区后，金融货币上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在特区人民币和外币可不可以同时流通？当时不少人认为，既然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为了便于对外开放，应当让两种货币同时流通。对此，陈云表示反对。他指出：因为外币“腿长”，人民币“腿短”，所以，人民币与外币同时流通对人民币不利，会打击人民币。二是可不可以发行特区货币？随着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不少人提出要搞特区货币，特区和中央都有许多同志坚持要搞，而且到1984年时，特区货币已印好。对此，陈云提出，发行特区币要慎重。他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发行权属于中央。他认为，在使用纸币的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允许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货币同时流通，则币值相同实际购买力高的货币驱逐实际购买力低的货币是客观规律。因此，如果各个特区都发货币，两种货币并存，那人民币的“腿”会越来越短，特区货币的“腿”会越来越长。二是封关后特区币只能在特区流通。为此，特区币这个问题才被搁置起来。

后来，中央提出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城市，继而又启动了一系列的开放措施。陈云在听取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情况汇报时明确表示赞成。

其实，陈云很欣赏鲁迅的《拿来主义》，他也有自己的“拿来主义”：“改革开放后，我们要给政策，把一些权力下放给省，有些下放到市、县。”

曾主政福建的项南对引进项目非常积极，基本上都是从头到尾给予关心，有的甚至直接参与谈判。他说，一定要大开门户，狠抓引进。有些项目能拍板的要当场拍板，不要优柔寡断，不要七请示八请示，贻误时机。

在引进工作中，有不少使项南感到气恼的事情。闽西老区永定县的一位爱国华侨，想为家乡建设尽点力，独资经营开办藤器公司，进口藤条，招收那些待业在家的年轻人搞编织，再由他销往国外。因为有项南的讲话，县里一切手续从简，批。接着地委也批。报到省里，却一直没有回音。县里问地区，地委写信给项南，问这件事省里为什么不批？项南找到省经委负责人，问起原因。省经委负责人说，不是我们不批，是国家经贸部不批，它不发许可证，这藤条就进不来。

还有这种事！这么件大好事，有什么理由不批呢？项南又给老熟人、经贸部副部长魏玉明挂电话：“这样的项目，为什么还要经贸部批？你们怎么也要卡这件事？”

“这完全用不着批。”魏玉明说。项南听后说：“那好，我就告诉县里让他们进来。”魏玉明肯定地说：“可以。”

没想到，第二天省里就接到了经贸部的一个文，回复说不予批准。项南得知情况，非常生气，大概魏玉明也不太了解这件事。

后来项南到北京开全国人大会，专门为此事跑到中央书记处去告经贸部的“状”。这时，才得知福建这个项目不批准的理由：第一，在国内搞藤器生产的厂子已经很多了，现在的销路就有问题，再生产就会增加积压；第二，藤条是要进口，要花外汇；第三，没有什么先进技术。所以经贸部考虑不批准这个项目。

问题没有解决，项南实在是想不通，难免火气大了点：“人家是独资企业，你管他有没有销路，跟我都没有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独资企业，不是合资企业，你管它干什么？像这样一个明显有利的项目，你都来干涉，我们国家对外开放还有什么希望？”

对此，项南一直耿耿于怀，他不是为自己的面子，而是感到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开放省份的形象，在华侨中、在海外人士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还弄到中央书记处那里。

后来，陈云在看完项南的报告后说：“项南同志的意见很对。”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贸部才最后同意的。

1984年8月，闽西第一家外资企业——永侨藤器企业有限公司正式签约，由香港新艺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独资生产和经营藤木、藤竹、藤钢、藤塑、藤家具、藤工艺品等综合制品，产品全部销往国外。

陈云得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很欣喜，说：“上自中央，下到省、地市都要适应‘松绑’放权。中央要放给地方，省里要把大量的权放到地市、县一级，有的放到公社一级。”

事情是办成了，但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能体会个中滋味。项南在公开场合坦言：“我们开放到现在，因为放权出了乱子的，在福建还找不到一件，但是由于权不放，而出了乱子的福建可以找到很多。不放可能出乱子，放了可能不出乱子或出点小乱子。 ”

1984年，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给予热情肯定。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发表“南方谈话”，又一次肯定了经济特区。

陈云也曾准备考察深圳特区，已经做了安排，由于临行时生病，未能成行。后来，他派了秘书去深圳了解情况，并向他做了汇报。

邓小平在1992年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有一句这样的话：“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4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不久，敏感的海外记者们马上注意起陈云对上海浦东开发的态度。那是在1992年3月10日上海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香港《南华早报》记者在发布会一开始，便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黄菊问及了这一问题。

当《南华早报》记者问到陈云先生对浦东开发的进程和未来蓝图的意见时，黄菊说：老一辈革命家对上海浦东开发的支持，包括了陈云同志对浦东开发的支持，去年，他在接见我们时就非常关心浦东开发的进程，他希望上海浦东开发和经济的振兴，包括南浦大桥的建设等，搞得更快些、更好些。

陈云马上注意到这一动态。这样，在这一年“五一”节前夕，他在上海特地接见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上海市市长黄菊。陈云笑着对黄菊说：“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陈云此言，显然是对香港《南华早报》记者提问的回应。

吴邦国、黄菊异口同声地说：“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有小平同志、您和先念同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心和支持，开发开放浦东一定能成功。目前，浦东开发进展很快。许多海外商人、大企业家纷纷前来投资。”陈云听了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吴邦国说：“上海开发开放浦东新区，打的是‘中华牌’，欢迎全国各地前来上海投资。”陈云说：“是啊！应该这样。上海有很好的基础。尤其有人才优势。上海今后的发展一定会很快。”

同时，陈云十分关心上海人民的生活情况。吴邦国、黄菊向他详细汇报了上海粮食、煤炭、副食品储量充足，市场购销两旺的景象，还汇报了上海交通道路建设、棚户改造和苏州河治理等工程的进展情况。陈云听了十分满意地说：“好！”

最后，陈云书赠吴邦国、黄菊两句古诗：“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吴邦国、黄菊说：“我们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一定不辜负您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勉励和期望，努力把上海工作做好。”陈云亲切地说：“就是要雏凤清于老凤声嘛！”

1992年7月21日，陈云在为李先念逝世而撰写的《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为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各级地方党的委员会都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央组织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开始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考察、提出候选人，供中央参考。1978年10月25日、12月2日曾先后两次拿出方案上报中央，并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泛征求意见。12月16日，中央组织部在前两次的基础上，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员第三次向中央报告。报告中说：“我们党已经多年没有设立纪律检查机构，林彪、‘四人帮’又把党的纪律废弛得不像样子，中央一旦恢复纪委，全党都注意是哪些同志在这方面担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所以，这次挑选的中纪委候选人，一般都是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好的，政治历史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同志；同时也注意了党性、组织纪律性较强，能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看问题比较全面，党内信得过的同志。”

根据报告所拟的方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由陈云担任，委员共61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部候选人的名单、简历作为会议的文件，印发到每个与会者手中，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让大家充分酝酿，充分讨论。

12月22日晚，选举的结果出来了。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陈云重新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陈云从“待命”到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纪委第一书记，工作量猛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增多了，北长街的旧屋在唐山地震后成为危房，不能用了。经过有关部门力劝，陈云这才终于同意迁入中南海居住。

1979年1月4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开宗明义，提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在讲话中，陈云列举了党内生活在过去极不正常的情况：“10多年来，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是很大的。那时候开会就是翻语录本，‘万寿无疆’还要喊3次，什么早请示晚汇报，打电话先要念语录。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同志制止住的。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正像叶剑英同志在1977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我们党出现了很不正常的情况。到了1975年冬，来了个联络员，一个娃娃，毛主席的意见由他转达，政治局开会由他向毛主席汇报。叶剑英同志对我讲过，那时像他那样的党中央副主席也见不到毛主席。去年12月10日我曾问过华国锋同志，你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他说，见不到，只能在接见外宾时讲几句话。连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

陈云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因此他高兴地说：“我们党大有希望。”

在陈云主持下，中纪委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对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原则规定，并提请中央审议。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大批冤假错案亟待平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通告就明明白白指出：“冤案、假案、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

以陈云为首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了大量的平反工作。1979年2月，陈云就着手对“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一年之后——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这样，使这“‘文化大革命’第一冤案”终于得以平反。

陈云在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提到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陶铸冤案、彭德怀冤案，中共中央也逐一予以平反。此外，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推动之下，中共中央还为彭真、陆定一、张闻天、谭震林、罗瑞卿、萧华、黄克诚、邓子恢、贺龙等平反，为“中宣部阎王殿”、“总政阎王殿”、“谭政反党宗派集团”、“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华北山头主义”、“习仲勋反党集团”、“红旗党”等一系列冤假错案平反。

陈云提出的关于康生的问题，经过审查，中共中央决定：由于康生以及谢富治政治品质恶劣，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证据确凿，为此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对他们的《悼词》，并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

就在陈云重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作用的时刻，1979年10月，陈云被发现患有结肠癌。手术进行得成功，但毕竟年事高了，术后恢复比较慢，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

陈云在1935年和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然后去苏联莫斯科，他对潘汉年有相当的了解。潘汉年一案，不是在“文化大革命”，而是在1955年经毛泽东同意定案的。即便是毛泽东所定的案子，陈云知道潘汉年一案有冤，也坚决提出进行复查。

当时，陈云得了结肠癌。手术前，陈云为了预防不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地为潘汉年一案给胡耀邦写了信，说明了有关情况。陈云还向廖承志、刘晓、胡立教、夏衍、史永等人就潘汉年一案做了调查了解。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陈云的提议和邓小平、李先念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否定了原定的潘汉年“内奸”的结论。后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在陈云的领导下，中纪委与有关部门共同完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查。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十一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开始。

邓小平提议起草《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邓小平的这些主张，陈云不但赞成，而且出谋划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1981年3月，陈云就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同起草人之一的邓力群谈了4次。

邓小平对陈云的意见十分重视，在多次谈话中表示赞成。正是在陈云的建议下，《决议》增加了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对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邓小平、陈云的密切配合，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了正确对待领袖犯错误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这个《决议》终于获得了通过。它以决议的形式，排除了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使三中全会确立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不仅得以继续坚持，而且被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后来把这条路线的政治内容完整地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80年代，陈云的体质好转。据于若木讲，本来陈云很怕冷的，这时，冬天穿得少了。往年，屋里开着暖气，室温在26℃左右，陈云还要穿厚厚的毛线背心，外面再穿呢中山装。这时，他却只穿一件薄薄的“开斯米”内衣，再套一件外衫就行了。室温也降到23℃左右。来了老朋友，有时他很得意地撩起外衣说：“你看，我里面只穿这么薄的衣服，也不冷。”

这种“开司米”内衣，是用单股本色开司米毛线织成的，薄而保暖，陈云很喜欢。穿得少了，行动也变得灵活。

1983年大年初一上午9点，一辆乳白色的中型面包车驶进中南海的大门，车上坐着瞿秋白烈士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烈士的女儿蔡妮与儿子蔡博、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等9位烈士子女，已年过半百的他们心情十分激动，因为要去看望可敬可爱的陈云伯伯。

面包车停在陈云的住所前，烈士子女们步入一间陈设简朴的客厅，客厅中只摆放着一张张米黄色的沙发和几张小茶几。这时，陈云笑容满面地迎了出来，客厅里顿时热闹起来。“伯伯春节好！”“祝伯伯身体健康！”烈士子女纷纷向陈云问好。

陈云亲切地招呼大家在沙发上坐下，他说：“中国有句老话，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今天把你们请来，共度春节。”

环顾四周，陈云又深情地说：“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今天的每一个胜利，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紧挨着陈云的是瞿秋白烈士的独生女儿瞿独伊。在解放前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陈云曾为了掩护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杨之华，冒着生命危险去鲁迅的住所接他们。陈云望着瞿独伊清瘦的脸颊，关切地问：“你62岁了吧？”

瞿独伊回答：“是的，伯伯还记得那么清楚。”陈云又问：“你母亲哪一年去世的？”

“1973年10月。她是受‘四人帮’迫害死的。”瞿独伊说完，陈云的眼圈都红了，难过地说：“我知道。那时候我也没有办法。”

陈云很关心这些烈士子女们的工作和生活。他勉励大家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当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看到你们健康成长，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形势很好，你们要和周围的同志一道，爱护这个好形势，发展这个好形势，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所抓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严肃党风。1980年11月，陈云鲜明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他的声音振聋发聩。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工作作风，是同党的思想作风密切不可分的。陈云提出，党的领导机关要坚持和贯彻党章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

为了端正党的思想作风，从根本上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搞对头，陈云反复倡导领导干部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自从改革开放来，随着市场机制作用日益增强，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引进竞争机制，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要多栽花少栽刺”的观点。这种观点的流行，严重地干扰了执纪工作，也极大地影响了改革开放的正常进行。对此，陈云在中纪委常委会一份报告上明确批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陈云的这一批示，对当时乘机违法乱纪的人是一个严重打击，同时也有力地排除了党内和社会上许多人心中的疑虑。从这以后，陈云关于党风问题的工作着力点转到经济工作中的新问题上。

1983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深入分析了导致经济领域党风问题的原因：党在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他指出：“对于利用职权谋私的人，如果不给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

在抓党风党纪的过程中，陈云不仅强调从严要求、从严执纪、从严治党，还率先提出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他还亲自点名处理了几起重大经济案件。

正如党的民主作风和党的思想作风密不可分一样，在抓党风问题上，陈云除了强调纪律和法律手段所起的作用外，也十分注重思想政治工作和教育的功能。他说，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不只是对违犯党纪的人给以应有的党纪处理，纪律检查部门更重要的应是个政治思想工作部门，也就是党性教育部门。

陈云关于执政党党风问题的精辟诊断极大地丰富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对于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搞好党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陈云的有关思想，后来写进了中央有关文件之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