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要求邓小平复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先是要求“继续批邓”，以后又一再重申1976年清明纪念周恩来的群众运动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3月10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上，华国锋宣扬“两个凡是”，极力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此时，多年来一直被排斥在中央核心领导集体之外的陈云，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
粉碎“四人帮”已有近半年时间，可是党内“左”的思潮仍然强大，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没有能尽快恢复正常。陈云发现，在这次这么重要的党的会议上，它不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却大搞“两个凡是”，如果不打破这种局面，国家前途堪忧。
自“文化大革命”受到冲击以来，陈云这位党的资深领导人在政治上几乎一直保持着沉默，在这关系国家是否能促进形势进一步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关头，他没有考虑个人的政治风险，站出来了，打破了沉默。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这位老一辈革命家。
会前，陈云从全党、全国的利益出发，同王震、胡耀邦、耿飚、王铮等人分头相约，要在会上就有关问题发言，并把发言字斟句酌地写了出来。
会议开始后，面对高压气氛，仍按会前写好的稿子，一字不落地在小组会上做了《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的发言，郑重地提出恢复邓小平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意见。
陈云明确表示：“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是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是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是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
这一点，是对华国锋“两个凡是”论调的公开挑战。因为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画了圈的，华国锋又一再重申过，“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个问题可以提出，那么过去的其他事件，即使是毛泽东画过圈的，也可以重新认识。
刚刚粉碎“四人帮”之际，在庆贺“英明领袖”华主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时候，依然喊出“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所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在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支持下，陈云重新参加了领导工作。邓小平能否出来重新参加领导工作呢？围绕这个问题，在中央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华国锋在会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汪东兴也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公开提出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在书面发言中态度鲜明地支持邓小平：“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人大加抨击，他在会上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陈云、王震的意见，在会上得到许多人的支持。
陈云的这篇发言稿很短，连同标点符号总共300多个字符。然而会议简报组却秉承华国锋、汪东兴的意图，将它改成面目全非的“摘要”，删去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话，送陈云过目，要他点头。陈云看后问：“为什么要搞这样的摘要？”对方答：“因为有些话同华主席讲话口径不一致。”陈云说：“要登就全文登，搞摘要不行。你们认为不符合‘两个凡是’的精神，不登！”结果，这个发言竟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虽说在中央会议上，陈云、王震等的意见未获通过，但是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仍是当时中共内部斗争的一大焦点。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也支持邓小平复出。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李先念等许多老同志也支持邓小平复出。
华国锋有点被动了。他深知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身经百战的元老在中国政坛上的分量和巨大的影响力。在形势的压力下，华国锋在讲话中谈到了邓小平问题。
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决定继续批邓，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局势。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在讲话中有了一些松动，这是他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做出的一点让步。华国锋感到自己阻挡不住邓小平的复出了。但是，他附加了一个苛刻条件，就是让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表态，对“天安门事件”表态。
于是，他派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专程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那篇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邓小平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这就是“准确的、完整的”。这就驳斥了“两个凡是”。
不久，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经过陈云、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全会终于做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已经很久没有公开发表文章的陈云，会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达近万字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说假话，做假案，耍反革命两面派，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疯狂的歪曲、割裂、篡改和伪造，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当作法宝来到处压人、害人、害党、害国。他们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长期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陈云对“两个凡是”的有力批评和关于坚持实事求是的论述，极大地促进了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摆脱“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成为全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先导之一。
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前，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提出补选陈云进政治局，但未能如愿。陈云的名字虽然出现在222名主席团成员名单之中，但是仍只是中共中央委员。
同年9月，陈云应邀两次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党史陈列，边看边谈，澄清了很多历史问题。当看到说明词中关于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时，他说：“这句话不要再提了，这是见之于文件的，‘文化大革命’中对此批得很厉害，我查文件，发现东北局‘七七决议’也有这句话。这个决议是我起草的，但我不可能发明创造这句话。后来问总理，他说这是1946年1月17日停战令上的话。”他还说：“林彪没有垮台前，四野很吃香，尾巴翘到天上。林彪垮台后，四野有点抬不起头来，其实，四野还不是关里派去的部队，还不是党的军队？林彪是林彪，四野是四野。”
1978年1月3日，陈云致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送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并指出：王是1937年7月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组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回北京治病。事后，王鹤寿被从外地接回北京，解除监护，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
4月24日，陈云又致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交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指出：陶是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涉及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组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
9月11日，陈云就徐懋庸的问题致信胡耀邦，证明毛主席确实讲过徐给鲁迅的信是错误的，但说他还可以教书，而且确实被安排到抗大当了教员；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说过30年代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论争，也没有听毛说过国防文学是反革命口号。信中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这类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作评价时必须把他们的是非功过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信中还说，这件工作今年就做，因为知道情况的人年龄都老了，再不动手就迟了。
堆积如山的冤案要昭雪，错案要平反，假案要纠正。这是当时摆在中组部面前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主政中组部的胡耀邦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冲破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并向纵深发展。
与此同时，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领导和热情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较量真正变成了全国性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讨论，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两个凡是”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实质，都已有所认识，思想也得到很大解放。人们迫切要求彻底纠正“两个凡是”的“左”倾错误，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加快拨乱反正的步伐，尽快地实现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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