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乡潜伏那8年

抗战胜利后继续潜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这时，严家桥当地的青年、学生也活动起来。我们利用庆祝抗战胜利的时机，由中民带头，同青年师生一起开展文艺活动。我们排练了话剧《雷雨》，我和士雄、中民均饰演主角。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演出前，忠救军的“战地青年服务团”想趁我们演出的机会，做演讲、发传单，我们当即坚决拒绝。

通过《雷雨》的演出，我们团结了一部分青年师生。我们通过程中民同志组织成立了“文化剧团”，为以后用文艺活动形式发动青年群众，开展“合法”斗争，作了初步的组织准备。

11月，我们从无锡买到了一台能收短波的直流收音机。在每天深夜收听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从此能及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使我们对时局的演变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成为我们传播我军胜利消息的一个主要来源。

1945年底，严永洁同志从江阴河塘桥老家派人来找我，要我立即到她家去。我去了，才知道她是回家生孩子的，同时组织上通过她通知我们去苏北如皋江南办事处与李中（化名李易时）同志接头交谈工作。我1943年与须士雄同志结婚，当时已怀第二个孩子。我是乘轮船到黄土塘晃山桥后步行走到河塘桥严家的。严永洁有地下工作经验，对我说，你行动要注意衣着打扮，以后不能这样走着来，要像有钱人家一样乘船或坐轿子来，好防止暴露自己。这次谈完工作回来，她专门用轿子送我回到家。

不久，我和士雄、中民一起雇了一条小快船，还借穿了同学一件大衣，像走亲戚样子第二次去严家。严永洁讲了解放区的情况，并告诉我们如何去如皋，画了去黄家市（交通站）的线路图。我们在她家住了一夜就回家商量去江南办事处的事。

我因怀孕，长途跋涉行动不便，就决定由须士雄前去苏北。1946年1月，他拿了介绍信启程过江，经黄家市到了如皋城里江南办事处，向李中同志汇报了工作，详细谈了近年来的工作情况和我们当地的敌情，交了两个人的党费，并向他提出回解放区去的要求。李中同志让士雄在如皋城里学习参观了半个月，然后交待了任务。

李中讲，蒋管区敌我斗争尖锐复杂，正需要像我们这样隐蔽下来的同志坚持斗争，所以组织上不同意我们回解放区工作。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下来，具体任务由他派人来和我们联系。

1946年3月，沈鲁钊同志派曹仁义同志以卖纸牌作掩护来严家桥找我联系，要我到东亭接关系。那时我即将生孩子了，所以仍由士雄前往接上了关系。当时沈鲁钊同志是锡澄工委特派员。他明确我们的任务仍是搞“乙种”工作即秘党工作，归他领导，由士雄同他单线联系。

士雄回来还向我讲了老沈的具体指示。老沈听士雄汇报，知道严家桥镇长兼自卫队长须士良是士雄的大哥，自卫队副队长仲锡荣曾是我严安区区队副队长，认为我们有较好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有利于长期潜伏和日后工作的开展。老沈即向士雄布置：继续同家人一起开店，以经商作掩护，利用复杂的社会关系隐蔽好自己；要团结争取群众，做好职工、学校师生和社会青年的工作，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要打入三青团，对三青团人员进行分化瓦解；进行策反工作，充分利用和须士良的兄弟关系，搞好同仲锡荣的关系，做好自卫队上层分子的工作；须士雄要打入自卫队，争取当机枪手，或控制机枪班；程兰芬要接近须士良、仲锡荣及自卫队其他上层分子的家属，建立感情，要学会抽烟、打麻将，要会穿戴、烫头发、讲时髦，融合到她们中间去，以备在策反中发挥独特作用。总之，从上下两方面做工作，动员和控制，一旦时机成熟，发动自卫队武装起义。

我听了以后，除不同意打入三青团这一条外，对别的指示都同士雄商量了贯彻执行的办法，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须士雄家一直经商。父亲早亡，家中大哥二哥当家。三哥须士英参加新四军民运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于1942年5月被日寇活埋于苏州虎丘。1946年中，二哥提出分家，我们即向沈鲁钊作了汇报。他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分出来单独做生意，行动更加自由，开展活动更加方便。至于资金不足的困难，要想办法克服。老沈说：不能让人说你们分了家不行了，要把生意越做越大，哪怕借了钱也要维持下去。农历年底（1947年2月）分家，我们家分了一爿南货店（店号为须益泰），同时也分担270多担稻钱的债务。士雄做了须益泰老板以后，傍晚经常捧把小茶壶到街市中心与商家轧头寸、聊天，从上海、无锡当天行情到时局变化，无所不谈，从中了解情况，联系群众。谁也看不出他竟是一个共产党！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潜伏在家乡严家桥，利用合法身份和社会关系作掩护，按照上级指示，较好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