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兰芬
作者简介：程兰芬，女，1922年生，江苏无锡人。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从江阴南菁中学转至无锡竞志女中借读。1937年11月无锡沦陷前，参加“无锡青年界抗敌后援团”。后随“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简称“锡流”)到江西南昌。不久到江西铅山石塘镇新四军政训班学习。1938年初，随“锡流”部分成员去铅山、弋阳做抗日救亡工作。当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冬调到上饶，在中共赣东工委领导下在浔饶师管区同乐会工作。1939年初到景德镇难童教养院工作。同年夏，调新四军军部，进东南分局党校学习。学习期间，即由皖南特委调任青阳县委委员、妇女部长。1940年春，调离皖南，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茅山地区丹北民运工作队工作。后调任澄西县委委员，妇女部长兼民运工作队长。1941年春，去上海治病，同时同李坚真、邓六金、谢志成等在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刘晓、王尧山、杨斌联系。1941年12月调回无锡，任东路特委政治特派员。1942年春，钱敏到澄锡虞地区领导工作，同她建立单线联系。抗战胜利后，在家乡继续潜伏，从事秘密工作，直到无锡解放。解放后，历任无锡县委委员、县妇联主任，县工业局局长、教育局长等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多久，日本鬼子就进了租界。我们不可能再待在一起了，大家各自分散。我住到了我的同学张毓珍哥哥家。张毓珍后来与我弟弟中民结为夫妻，当时在上海读中学，是因乡下鬼子清乡逃到上海来的。我同他们一家全住在三层阁楼上。这时还是由杨斌同志和我联系。杨斌当时是华中局驻沪办事处主任。
不久，严永洁同志跟我谈工作。她说，是杨斌委托她找我谈的。她告诉我，组织上考虑到我刚动了阑尾炎手术，不能随部队行动，长期留在上海，实际上组织照顾有困难；另一方面，钱敏同志要回无锡家乡坚持工作，需要有同志帮助，说我在锡北有家庭的社会关系好掩护，所以，组织上决定派我回无锡家乡一带坚持地下斗争。至于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组织上会派人来进行联系。同时，她还给了我部分生活费。
担任东路特委特派员潜伏家乡
我接受任务，就回锡北严家桥老家，等待组织派人来同我联系。
当时我的政治身份是东路特委政治特派员。所谓东路，是指长江以南，丹阳、常州及其以东江阴、无锡直到太仓一带，包括丹北、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苏（州）常（常熟）太（太仓）等地区。原来称“路东”，意为（南）京沪（上海）铁路东段。1941年3月，谭震林同志改组，路东特委改名为东路特委，原来的东路部队新四军三支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六师师长是谭震林同志，十八旅旅长是江渭清同志。东路特委书记是张英同志。
我回到敌占区后，在严家桥家里定居下来。由于我没有在锡北严安区家乡一带公开工作，从未暴露过自己的政治身份，因此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站稳了脚跟，做像了一个老百姓那样，适应了一下白区的生活，并等待着组织上来人联系。
1942年初，组织上派政治联络员姚品华同志来我家与我联系。她是利用同我家的亲戚关系来的。我们见面后，她向我转达了党的指示，交给我任务：了解当地敌伪活动情况，进行一些青年工作。组织上要我坚持隐蔽下来，绝不暴露政治面目，进行长期埋伏，以配合反“清乡”斗争。我和上级的关系是单线领导，姚品华就是联系我的人。
我从抗日战争初期就离开了严家桥老家，到我回家坚持地下工作，已时隔4年多了。对当地情况不够了解，开展工作难度较大。我先通过大弟程中民和朋友须士雄了解一些情况，并领导他们逐步把工作开展起来。他们两人1941年5月都进过苏南二区行政干部训练班，须士雄还由干训班选送去苏北抗大五分校学习，后经组织上布置回乡打埋伏。当时收集敌伪情报，除了他们两人提供的以外，我还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从街谈巷议，从各地农民上街时的交谈，了解敌伪活动情况；与亲戚朋友交往中了解各地敌伪动态；从伪政权一般人员中透露出的情况摸清敌伪动向；平时观察河道和大路上敌伪人员、武器和船只来往增减调动等情况。
自从姚品华和我联系上以后，她曾到过我家好几次。有一次她要我了解几个新党员的情况。经我多方调查和了解，有的人表现非常害怕，否认同党有任何联系；有两人参加了敌伪组织，其中一个当了伪保长；还有的生活糜烂，身染花柳病，影响很坏；另有一人已出走外地找不到了。我将这些情况如实向组织上作了反映。
在与姚品华联系期间，她还约我去常熟小东门外一家中药店她亲戚家谈过工作。除我们面谈工作外，我还把了解到的情况密写在文艺小说、画报的字里行间邮寄给她。
1942年5月至11月，钱敏同志带部队进入澄锡虞地区反清乡后，他曾和我直接联系了几个月。
1942年5月，有个农民到我家送口信，说有个“先生”要我到安镇南面的嵩山小学去。我未见书面东西，不知是何人；安镇是日本人的重要据点，我对那里的情况又不熟悉，不能贸然而去。为探听虚实，就先派须士雄、程中民两人去看个究竟。
他们到嵩山小学，一见是钱敏同志，非常高兴，立即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在第二天由须士雄陪同前去。钱敏同志是我的老上级，在“锡流”时他就是领导，现在是澄锡虞中心县委书记。两人见面，都感到非常亲切和欣慰，在当时紧张而艰险的情势下能够相聚在一起可不容易啊！接着我们就谈工作。首先他向我了解了严家桥周围的情况，并要我谈了对回家坚持地下工作的看法。我内心有些思想疙瘩，他教育鼓励我要安下心来，特别阐明这是工作需要，是革命在新形势下进行的新的斗争形式，不能急躁。要坚持下去不暴露面目，站住脚跟就是胜利。
钱敏和他的爱人徐念初（化名徐燕）同志是以小学教师的身份隐蔽在嵩山进行党的领导工作的。他们生活十分艰苦。小学是在一所破旧的祠堂里，办公室又作卧室。室内就放了一张木板床，一顶破蚊帐，身上缺少换洗衣服。最急需要的是要我给他们想法搞两张“良民证”，以便取得在敌伪统治区进行活动的“合法”身份证明。
我当天从嵩山回家，就和父亲（程云路）商量，要尽快解决钱敏同志夫妇的燃眉之急。我父亲一听说他们的困难，就一口答应立即想办法。因为我和桂姐都参加了新四军，我们一家人都支持革命。当新四军（“江抗”）第一次东进经过严家桥时，包厚昌同志、王新同志曾专程看望过我父亲。新四军第二次东进后，从1940年起，严家桥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当时是锡北严安区区公所所在地。那时，我家成了交通站，经常有新四军同志来往，有的还住在我家。如李坚真、邓仲铭、严永洁等同志都先后来过数次。李大姐在我家住了20多天。我父母待他们像家里人一样，很亲热。彭炎同志的儿子小炎也寄养在我家一年多时间。钱敏同志更是多次来我家，我父母待他似亲人。他个子小，我母亲喜欢他，叫他“矮小弟弟”。他喜欢摄影，有一架德国照相机于抗战初期就交我家保存，直到解放后才交还给他。根据钱敏同志的困难和急需，我父亲把原来为我二姐和二姐夫准备的两张“良民证”拿去给钱敏夫妇先用。把他自己仅有的一件白香云纱长衫送给钱敏，并特为徐念初新做了一件花布旗袍。这是我父亲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同时也体现出群众对我新四军同志的诚挚感情。我同士雄在自家店里包了红糖、枣子，带着他们急需的东西，像走亲戚那样送去。
我老家原住在严家桥西街，与我叔叔一家同住一起，是一所石库门老宅，比较进深，相当隐蔽。我堂兄当年曾在忠救军的税卡做事，过去他家里经常有忠救军人员来往，直到我新四军第二次东进后才绝迹。但在1941年我军北撤以后，他又不安分起来。不时借故骂人，耍流氓，还用枪威胁我父亲，用大刀企图行凶，闹得我家不得安宁。如再继续住在一起，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安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家只得从西街老屋搬出，租住进了北街梢一个远亲李聘玉家大宅的后造楼房内。
1942年初冬，严家桥除驻有伪警察局外，忠救军乘我军北撤而卷土重来，政治环境更加复杂。他们利用土匪头子江北人阿二、阿三兄弟俩去警察局缴枪，击毙了伪警察局长张一震，惊动了敌伪。日本侵略军派了一个小队进驻镇上唐仓厅，伪警察局则从原来驻地同济典当搬到北街李家大宅前造，就驻扎在我家的前面。镇上面北街两头建起了巷门，设了岗哨，戒备森严，进出活动比较困难。
就在这敌伪顽活动频繁，政治形势急剧动荡的严重白色恐怖环境中，钱敏同志因遭敌人追捕，冒着极大危险，突然到严家桥镇来找我。他先到中市我父亲开的瑞新布店，要在我家隐蔽下来。可是，要进我家必须走过黄石坝，通过李宅大门前的伪警察岗哨和前造的伪警察局。弄不好要出危险。怎么办呢？我母亲自告奋勇，由她负责把钱敏同志带回家中。她觉得平时进出李家大门同伪警人员经常攀谈，关系拌熟了，混进去没有问题。她先在街上买了一篮鱼肉蔬菜，然后领着钱敏同志一起走。经过门岗，她就和伪警察打招呼，一边说“外甥来了，买点菜待亲眷”，一边走，从容不迫地把钱敏带进了伪警察局大门，让他平安无事地住进了我家。这时，敌伪在外面查户口乱抓人，我们却在里面安安稳稳地谈形势谈工作。钱敏风趣地说：“想不到我们竟真正钻到敌人心脏里来了，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保险箱’！”
钱敏同志向我了解了情况，传达了在新形势下地下工作要采取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16字方针，并反复阐明它的意义。他特别要我学会做生意，求得“合法”身份来掩护自己。一定要反对任何急躁情绪，千万不能暴露，以便安全地长期隐蔽下来。他给我布置了任务，还同士雄、中民一起谈了时局、发展前途，并鼓励和教育他们不断进步。当时，我心里对要自己做生意不怎么想得通，认为这是中间剥削。我说：我们共产党员怎么去做生意？钱敏同志解释说，这是为了革命工作，不能以中间剥削那样认识，这是革命需要嘛！他还布置我们团结好周围青年，广交朋友，利用有利的社会关系推进工作，并要设法开展敌工工作，掌握敌情，争取和瓦解敌人。
钱敏同志在我家秘密地住了好几天，后有人前来接走，我们护送他安全地离开了严家桥。
钱敏同志走后，我的关系转到上海点线工作委员会，直接归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我先后去过上海谈工作，进行多次联系。1944年9月，点线工作委员会从上海撤往苏北，因我处环境恶劣，组织上缺乏适当人员前来我处联系，但我们的工作仍然照常进行。
1942年冬，钱敏同志走后不久，我就和张毓珍同志（参加过苏南干训班，做过民运工作）一起在严家桥中市开了一爿文具店，以此作为职业掩护。可是由于资金不足，又无经商经验，竞争不过人家，文具店只开了一年多时间就关闭了。
在此期间，须士雄也以做生意作掩护，进行各种社会活动，调查和了解当地敌伪顽政治情况，搞好情报工作。程中民利用在严家桥小学教书的身份，在校内教唱进步歌曲，组织师生排练话剧《狂欢之夜》（根据苏联名著改编）和几个短剧，利用文艺形式在青年中开展群众工作，扩大我方影响，传播革命思想。后来忠义救国军包汉生、苏子初等部队经常来镇上活动，我们基本停止了公开活动，进一步隐蔽下来。
1943年初夏，桂姐从金坛乡下自醒中学来信，要我给他们送“良民证”去。我们就通过须益泰南货店的学徒戴汉贻（后发展入党）等人装着有事去伪镇公所，暗中拿到了“良民证”白片，托张匡盛银楼店主张培生（外号小得灵，中民的大舅兄）用硬木仿制了“钢印”盖上。良民证仿制好后，由士雄送去。我们还曾多次仿造了一些“良民证”，供给其他同志使用，掩护他们留在敌占区工作。
8月，我们突然接到二姐夫吴宝康（在东路担任过“江南社”社长兼编辑部主任）来信，暗示我二姐程桂芬出事了，要求家里筹款前去营救。他们两人原是由党组织安排在金坛城西乡下搞农村调查，公开身份是在自醒中学任教。暑假里，他们正在张炳元校长家里吃饭，桂姐被叛徒出卖，给伪军抓去，第二天押往金坛城内日寇宪兵队。吴宝康信上要我们携巨款去金坛托张校长找门路救援。当时我家经济情况已很拮据，就由士雄筹集款项同中民以家属名义去金坛。另一方面，由当地党组织通过打入金坛县特工队的我党敌工人员同时进行营救。
经过自醒中学张校长疏通金坛城内帮会头子“三师娘”，用巨款和礼品买通了她的干儿子、宪兵队李翻译（东北人），营救工作取得进展。不久，桂姐从日本宪兵队转移软禁在敌密探钱发宜家。在这期间，中民、士雄几次去金坛钱发宜家，一面送钱，一面和打入敌人内部的我方敌工人员缪昆同志（公开身份是《金坛日报》记者）取得联系，他是组织上让他配合我们进行营救工作的。他们在一起商量过帮助桂姐脱逃的办法，到过金坛城墙上察看地形和行动路线。1944年夏天，桂姐突然被转解到常州特工站关押，潜逃计划未能实行。在营救过程中，自醒中学的教员于婉贞、于世蘩两家住在金坛城中，都为此出过力。士雄、中民去金坛，开始就是住在相府内于婉贞家的。
桂姐被解至常州特工站后，中民弟曾去过两次，和我方打入该站的敌工人员叶刚同志联系上，并共同商量营救办法。经过叶刚的努力，排除了特工站内部的阻力，在由他搞了假店保之后，1944年冬，桂姐终于获释，由中民、士雄两人去常州接回无锡。
桂姐回无锡后，在士雄为她租赁的光复门内南阳里七号东边的一所平房里住下。安顿下来后，她就积极设法与党组织联系，等待时机回解放区。对于她的回无锡，我们虽然封锁了消息，但还是有少数人知道了。有人劝她回严家桥。当时这一带正由忠救军盘踞，笼罩着白色恐怖。我严安区区长沙鸥（原名周海鳌）同志就是在敌伪清乡后回严家桥开茶馆，于1943年秋突然遭到忠救军暗杀党苏子初部杀害的。我们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她。她曾在家乡公开过身份，绝不能草率从事。因此她未回家，一直住在无锡城里。
到1945年2月（春节后），桂姐在无锡待了近3个月之后，终于找到了关系，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然后去钱桥附近经人护送前往浙江长兴山里苏浙边区我根据地。
1945年5月，接桂姐来信，我们把弟弟程中孚交托给了姚品华同志的舅舅，由他护送去苏浙边区，进了苏浙公学，参加了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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