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乡潜伏那8年

在群众工作方面，主要做两方面的工作。

一、团结联络进步青年

主要是出版油印刊物，开展演剧活动，进行宣传教育。

我通过程中民做工作，在小学教师、进步青年中组织了“严镇学艺社”，成立了“文化剧团”，出版了《文化月刊》。1947年，“文化剧团”排演了陈白尘讽刺国民党官场贪污腐败的话剧新作《升官图》。中民当导演，特地到上海去看了职业剧团的演出。舞台设计、人物调度仿照上海的做派。剧中的国民党官员们从舞台正中的铜钱眼里走进走出。演出轰动周围乡镇，效果非常好。不想因一点本可避免的小事引起纠纷，有署名“局外人”者在油印刊物《友声》上撰文对演出评头品足。《文化月刊》即出专刊回击。《友声》不甘示弱，予以辩驳。一来一往形成笔战态势。我发现后即对《文化月刊》方面做工作，立即把争论停下来，避免了事态扩大，团结了进步力量。

《文化月刊》办得很有声色。士雄曾专程到上海拜访郭沫若先生，郭沫若专为《文化月刊》题写了一首七律，同士雄写的访问记一起在该刊上发表出来。《文化月刊》除发表国际国内新闻和评论以外，对地方政府、自卫队的弊端也有讽刺、评论。有一期嘲讽自卫队及其队长，十分尖锐，惹恼了他们，引起很大危险。我动员各方头面人物说情，才算平息下来。由此感到，处在重压之下，斗争一定要讲究策略，色彩不能太红。

1948年暑假，回乡青年组织“燕社”发动了一场“打老爷”运动。一天晚上，把镇上城隍庙里的大老爷、二老爷及判官、土地爷等泥菩萨全部砸碎。第二天晚上，又到严家桥附近南古庄把华佗庙砸了。翌日清晨，贴出公告，历数华佗庙以“神水”、“仙灰”治病害人等罪状，说明理应取缔。此事闹得很大，地方上一些旧势力威胁要严加查办。我们即在暗中同各方面疏通，促使市镇当局最终作出有利于进步青年的善后处理决定：由“燕社”成员清理庙宇，把打碎的泥塑木雕埋掉；庙舍划归学校。青年人由此也得到教训，知道脱离群众的过激行动是不可取的，懂得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违背党的政策。

二、组织群众反对国民党抽丁征粮

我们获悉国民党军要在严家桥镇上抽走13名壮丁的名单之后，立即暗中透风让他们全部逃避，结果以钱代人了事。解放前一段时间，我们曾以县长张卓如的名义，写信及印发传单，给各乡镇自卫队头头，命令他们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同时警告当地地主、富商不得将粮食外运，还发动党员、积极分子暗中监视河道，防止有人偷运粮食出境。

在组织建设方面，我回家乡潜伏，转入地下，深感搞革命不能孤军作战，一定要搞好建党建团工作。我注意发现积极分子，在条件成熟时发展他们入党，并交代任务给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他们。到解放前，我先后发展了16位同志入党，他们是：须士雄、戴汉贻、程中民、蒋九霄、韩慕愈、周福兴、徐楚材、杨国栋、王育生、陆荣生、李玺、徐建中、瞿九君、周人虎、陈贵升、李文忠（此人解放后自动离党而被除名）。

戴汉贻是“须益泰南货店”的店员，经过培养，我们发展他入党。严家桥有商店、作坊等近200家，职工人数不少。汉贻通过组织职业青年联谊会和职联篮球队，团结、联络店员、职工。周福兴、瞿九君、王育生等6名党员都是他在职工中发展的。

杨国栋当时是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的学生，在学校同地下党就有接触。假期回家，组织旅外同学会开展进步活动。“友声”与“文化”笔战，他写了《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文章，呼吁停止笔战，消除隔阂，一致对付反动势力。1948年11月，我们发展他入党，在本地和学校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49年春节前后，杨国栋按我们布置，邀约2位积极分子，一同油印了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刚刚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件，发给党、团员学习。

徐建中、徐楚材是黄土塘怀仁中学高中生，也是我们发展入党的。他俩在该校学生中开展活动，发展组织。我小弟中原在该校读书，才10岁。他们晚上到村子里去开会，有时就带上他做掩护。我还让小弟悄悄告诉他们，情况紧急时可以把材料、书籍转移到我大姨妈家里去。他俩除在高中生中秘密发展青年团员外，还在初中生中组织了“新生少年学习会”。中原成为该组织的骨干。

我们还在严家桥青年中开展建团工作。1949年春节前后，先后发展周贵山、徐井源、程彦芳（后名黄稻）、程鸿辉、李秾矣、石珏等十几人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主要工作就是杨国栋做的。严家桥解放时，我们在当地青年中发展了程同辉、须玉康、李钟玥等7人，在小学教师中发展了潘文基、周桐涛2人。解放后，又发展了张毓珍、李钟琦、吴天矛等3人。到4月底，严家桥一共有青年团员24人。

1949年初，李桐明同志根据当时形势指示把原来单线领导的党员编组支部，进行半公开的活动。我即按不同情况，组建了严家桥的职工支部、青年支部和黄土塘支部共3个支部，分别由戴汉贻、程中民、蒋九霄任支部书记。上级领导对我们很信任，沈鲁钊同志交给我一个常熟西徐市的支部，有10名党员。我们去那里联系，没有见到支部书记本人，结果未能把关系接过来。解放前夕李桐明同志要我们筹建严安区区委，我在西街一个小阁楼上召集了一次筹备会，选举了正副书记和委员，后因工作变动，迎接解放，头绪纷繁，未及上报。

在情报工作方面，我们利用士雄大哥须士良的关系，得到不少有价值的情报。1948年将近年底，张泾区自卫队从便衣探子处获得严家桥西杨木桥、宋家桥、喻家巷、南庄桥、南陆家巷等地胡辛元、胡同根、胡同伦等10名新党员的入党志愿书，匆匆来到严家桥要本地自卫队协同抓捕。须士良一面叫人备饭，拖延时间，一面亲自把10份入党志愿书交给士雄。这10人是“甲种”组织（武工队）发展的。按组织纪律，我们“乙种”组织是不能同他们发生横向关系的。因情况特殊，十万火急，士雄即抄录了10人名单和住址，要戴汉贻火速赶往西杨木桥通知他们转移。等到张泾区自卫队和严家桥自卫队去搜捕时，扑了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