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乡潜伏那8年

策反严家桥自卫队武装起义

我们做得最有成效的工作要算策反严家桥自卫队，最终起义。

我们接受了“进行策反工作，设法把自卫队拉过来”的任务以后，作了研究，认为关键在于做好争取须士良、仲锡荣的工作。于是，我们跟他们有意接近，搞好关系。随着形势的发展，我们经常把从短波中收听到的新华社关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透露给他们，促使他们认清形势，动摇他们对国民党的依赖。

1947年10月，国民党乡镇政权改选，严家桥酝酿镇长后选人。须士良萌生退意，不愿参加竞选，想让仲锡荣当镇长和自卫队长。这个想法正中仲的下怀。我同士雄商量，觉得事关策反成败，必须认真对待。即要士雄立即向沈鲁钊请示。老沈和我们的看法一致，认为由须士良继续当镇长有利。他政治上倾向我们，社会基础深厚，在地方上有号召力，又能掌握住仲锡荣。士雄即按照我们的决定去做他大哥的工作，动员他参加竞选。动员成功，须士良通过选举连任，只是把自卫队长这一兼职交给仲锡荣担任。

1948年初，解放战争形势越来越好。按照沈鲁钊的指示，我要士雄向大哥亮明身份，说明我们同解放军的关系，向他宣传形势，讲清政策，指明出路；要他牢牢掌握仲锡荣，控制自卫队，待机起义。4月，老沈又一次指示我们，对自卫队的策反要抓紧进行。到1948年6月，解放军大反攻的序幕已经拉开，国民党地方人员惶惶不安，人人自危，纷纷寻找出路。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士雄找须士良谈话，要他接受我们地下党的领导，并提出四点具体要求：（一）及时向我方提供敌人活动情况的情报。（二）牢牢控制自卫队，只要上级命令一到，立即发动武装起义，把部队拉到指定地点集合。（三）起义前必要时供应我方枪支弹药。（四）对国民党征兵征粮要采取拖、贿、代的办法，尽可能为人民群众多做好事。须士良答应照办。他说到做到，对地下党的活动提供了不少帮助。

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4月为迎接解放军渡江南下，我们的武工队活跃在无锡东北乡一带。由于严家桥自卫队已经被我们控制，他们每有行动，须士良在出发前就把行动目标和路线等情报提供给我们。我们立即转告领导，避免了我武工队与其发生遭遇和冲突。8月，武工队外围人员顾某在严家桥南街永泰祥酒店喝酒，被仲锡荣发现，被抓进自卫队队部。须士良知道顾系我方人员，让仲锡荣放了。9月，李桐明同志接替沈鲁钊同志工作，第一次到严家桥找士雄接关系，被仲锡荣发现，跟踪到永兴桥堍我们家里，刚好须士良也在我家。仲问：此为何许人？士良答：是“上行”（指城里商号派来收帐的人）。掩护了我们的上级。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1日早晨，地下党锡澄工委领导人李桐明派联络员周福兴送来命令：立即组织严家桥自卫队武装起义！并要求于当晚到指定地点集合。

这时，镇长须士良武装起义决心已下，但自卫队长仲锡荣还犹豫不决。上午10时，他在唐仓厅码头准备了一条拖轮，准备率队逃跑。我要地下党同志协同须士良做仲锡荣的工作，向他交代政策，指明方向，把他稳住。与此同时，地下党的同志立即采取行动，进入镇公所，把电话机控制起来。中午前，周边的集镇东湖塘、黄土塘等自卫队头头一再打电话来，探询严家桥自卫队的动向。为排除干扰，我们干脆把电话线切断了。

经过须士良做工作，仲锡荣终于同意率领自卫队起义。下午3时，须士良、仲锡荣命令自卫队全体人员在唐仓厅的后园集合。士雄公开了地下党的身份，他代表中共地下党讲话，说明现在解放军已经胜利渡江，江阴、无锡不日就要解放。讲了解放军对国民党武装人员“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破坏受罚”的方针政策。须士良正式宣布严家桥自卫队实行武装起义。须士雄命令自卫队员们晚饭后集合，由他代表共产党指挥，开赴指定地点。

当晚6时，起义部队在双板桥堍春源布庄前的广场（称布庄场）集合。为做到万无一失，我们派地下党员周人虎（周海鳌烈士之子）加入起义部队，武工队的勇志强同志参与领导；让戴汉贻留守严家桥，协助我掌握本地动态。

部队由须士雄和勇志强带领，行军至严家桥北面的长浜岸村，与等候在那里的武工队长李国清等会合，就地宿营。第二天（22日）一清早，起义部队又立即开拔，于上午10时赶到张泾桥北面斗山张巷的一家大宅院，等候上级接收。当天傍晚，李桐明和先期过江的解放军代表陆富泉、方杰两同志来到张巷会师。当晚宣告无锡县张泾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陆富泉任区长，方杰任副政委，勇志强任区常备队队长。23日，士雄将严家桥自卫队的两挺机枪、40支步枪、20支短枪点交给解放军部队。后来上级对起义的自卫队进行了改编，根据愿留则留、愿回则回的原则，把须士良、仲锡荣和一部分起义人员送回了严家桥。

在严家桥自卫队起义的影响下，我们还收缴了乔柳乡自卫队步枪13支，羊尖镇自卫队步枪8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