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至11月，钱敏同志带部队进入澄锡虞地区反清乡后，他曾和我直接联系了几个月。
1942年5月，有个农民到我家送口信，说有个“先生”要我到安镇南面的嵩山小学去。我未见书面东西，不知是何人；安镇是日本人的重要据点，我对那里的情况又不熟悉，不能贸然而去。为探听虚实，就先派须士雄、程中民两人去看个究竟。
他们到嵩山小学，一见是钱敏同志，非常高兴，立即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在第二天由须士雄陪同前去。钱敏同志是我的老上级，在“锡流”时他就是领导，现在是澄锡虞中心县委书记。两人见面，都感到非常亲切和欣慰，在当时紧张而艰险的情势下能够相聚在一起可不容易啊！接着我们就谈工作。首先他向我了解了严家桥周围的情况，并要我谈了对回家坚持地下工作的看法。我内心有些思想疙瘩，他教育鼓励我要安下心来，特别阐明这是工作需要，是革命在新形势下进行的新的斗争形式，不能急躁。要坚持下去不暴露面目，站住脚跟就是胜利。
钱敏和他的爱人徐念初（化名徐燕）同志是以小学教师的身份隐蔽在嵩山进行党的领导工作的。他们生活十分艰苦。小学是在一所破旧的祠堂里，办公室又作卧室。室内就放了一张木板床，一顶破蚊帐，身上缺少换洗衣服。最急需要的是要我给他们想法搞两张“良民证”，以便取得在敌伪统治区进行活动的“合法”身份证明。
我当天从嵩山回家，就和父亲（程云路）商量，要尽快解决钱敏同志夫妇的燃眉之急。我父亲一听说他们的困难，就一口答应立即想办法。因为我和桂姐都参加了新四军，我们一家人都支持革命。当新四军（“江抗”）第一次东进经过严家桥时，包厚昌同志、王新同志曾专程看望过我父亲。新四军第二次东进后，从1940年起，严家桥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当时是锡北严安区区公所所在地。那时，我家成了交通站，经常有新四军同志来往，有的还住在我家。如李坚真、邓仲铭、严永洁等同志都先后来过数次。李大姐在我家住了20多天。我父母待他们像家里人一样，很亲热。彭炎同志的儿子小炎也寄养在我家一年多时间。钱敏同志更是多次来我家，我父母待他似亲人。他个子小，我母亲喜欢他，叫他“矮小弟弟”。他喜欢摄影，有一架德国照相机于抗战初期就交我家保存，直到解放后才交还给他。根据钱敏同志的困难和急需，我父亲把原来为我二姐和二姐夫准备的两张“良民证”拿去给钱敏夫妇先用。把他自己仅有的一件白香云纱长衫送给钱敏，并特为徐念初新做了一件花布旗袍。这是我父亲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同时也体现出群众对我新四军同志的诚挚感情。我同士雄在自家店里包了红糖、枣子，带着他们急需的东西，像走亲戚那样送去。
我老家原住在严家桥西街，与我叔叔一家同住一起，是一所石库门老宅，比较进深，相当隐蔽。我堂兄当年曾在忠救军的税卡做事，过去他家里经常有忠救军人员来往，直到我新四军第二次东进后才绝迹。但在1941年我军北撤以后，他又不安分起来。不时借故骂人，耍流氓，还用枪威胁我父亲，用大刀企图行凶，闹得我家不得安宁。如再继续住在一起，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安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家只得从西街老屋搬出，租住进了北街梢一个远亲李聘玉家大宅的后造楼房内。
1942年初冬，严家桥除驻有伪警察局外，忠救军乘我军北撤而卷土重来，政治环境更加复杂。他们利用土匪头子江北人阿二、阿三兄弟俩去警察局缴枪，击毙了伪警察局长张一震，惊动了敌伪。日本侵略军派了一个小队进驻镇上唐仓厅，伪警察局则从原来驻地同济典当搬到北街李家大宅前造，就驻扎在我家的前面。镇上面北街两头建起了巷门，设了岗哨，戒备森严，进出活动比较困难。
就在这敌伪顽活动频繁，政治形势急剧动荡的严重白色恐怖环境中，钱敏同志因遭敌人追捕，冒着极大危险，突然到严家桥镇来找我。他先到中市我父亲开的瑞新布店，要在我家隐蔽下来。可是，要进我家必须走过黄石坝，通过李宅大门前的伪警察岗哨和前造的伪警察局。弄不好要出危险。怎么办呢？我母亲自告奋勇，由她负责把钱敏同志带回家中。她觉得平时进出李家大门同伪警人员经常攀谈，关系拌熟了，混进去没有问题。她先在街上买了一篮鱼肉蔬菜，然后领着钱敏同志一起走。经过门岗，她就和伪警察打招呼，一边说“外甥来了，买点菜待亲眷”，一边走，从容不迫地把钱敏带进了伪警察局大门，让他平安无事地住进了我家。这时，敌伪在外面查户口乱抓人，我们却在里面安安稳稳地谈形势谈工作。钱敏风趣地说：“想不到我们竟真正钻到敌人心脏里来了，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保险箱’！”
钱敏同志向我了解了情况，传达了在新形势下地下工作要采取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16字方针，并反复阐明它的意义。他特别要我学会做生意，求得“合法”身份来掩护自己。一定要反对任何急躁情绪，千万不能暴露，以便安全地长期隐蔽下来。他给我布置了任务，还同士雄、中民一起谈了时局、发展前途，并鼓励和教育他们不断进步。当时，我心里对要自己做生意不怎么想得通，认为这是中间剥削。我说：我们共产党员怎么去做生意？钱敏同志解释说，这是为了革命工作，不能以中间剥削那样认识，这是革命需要嘛！他还布置我们团结好周围青年，广交朋友，利用有利的社会关系推进工作，并要设法开展敌工工作，掌握敌情，争取和瓦解敌人。
钱敏同志在我家秘密地住了好几天，后有人前来接走，我们护送他安全地离开了严家桥。
钱敏同志走后，我的关系转到上海点线工作委员会，直接归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我先后去过上海谈工作，进行多次联系。1944年9月，点线工作委员会从上海撤往苏北，因我处环境恶劣，组织上缺乏适当人员前来我处联系，但我们的工作仍然照常进行。
1942年冬，钱敏同志走后不久，我就和张毓珍同志（参加过苏南干训班，做过民运工作）一起在严家桥中市开了一爿文具店，以此作为职业掩护。可是由于资金不足，又无经商经验，竞争不过人家，文具店只开了一年多时间就关闭了。
在此期间，须士雄也以做生意作掩护，进行各种社会活动，调查和了解当地敌伪顽政治情况，搞好情报工作。程中民利用在严家桥小学教书的身份，在校内教唱进步歌曲，组织师生排练话剧《狂欢之夜》（根据苏联名著改编）和几个短剧，利用文艺形式在青年中开展群众工作，扩大我方影响，传播革命思想。后来忠义救国军包汉生、苏子初等部队经常来镇上活动，我们基本停止了公开活动，进一步隐蔽下来。
1943年初夏，桂姐从金坛乡下自醒中学来信，要我给他们送“良民证”去。我们就通过须益泰南货店的学徒戴汉贻（后发展入党）等人装着有事去伪镇公所，暗中拿到了“良民证”白片，托张匡盛银楼店主张培生（外号小得灵，中民的大舅兄）用硬木仿制了“钢印”盖上。良民证仿制好后，由士雄送去。我们还曾多次仿造了一些“良民证”，供给其他同志使用，掩护他们留在敌占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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