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米大夫先量了他的血压，又听了他的心脏，检查的结果是：高血压又升到220，加之心律也不齐，有风吹一样的杂音，脉搏每分钟达110次。米大夫说：“首长，你应该立即休息。”说完，就给他打针吃药，并让邵长和收拾床铺，让他躺下。但他慢慢地从床上坐了起来，说：“不会那么严重吧？我的病是常年老病了，已经习惯，有了抗病力。”
当米大夫和邵长和坚持劝他休息时，他说：“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一面说，一面摸着邵长和的头：“你们先睡吧，我还有两份急待处理的文件。”当他俩劝他明天再看文件时，他说：“同志，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奴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艰苦的奋战，才赢得当前夺取全国胜利的好时机。全国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我们不仅要迅速夺取全国胜利，还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情急需要办啊！你们想想，我能躺得住吗？”他说着说着，心情激动起来，把手一挥，握着拳说：“我们的工作，只许往前赶，不许往后拖呀！”
1949年3月，任弼时随同党中央由西柏坡移驻北平。不久，任弼时亲自领导召开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团代会期间，他的病情又严重起来，党中央决定要他立即休息。后由于病情越来越恶化，他被送到莫斯科去治疗。尽管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对他的病情很关切，也没有让他安下心来好好疗养，他想的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各项建设事业。他常说：“大家都那样艰苦地去工作去斗争，我哪能老休息呢？”当他经过疗养自我感觉稍为好些时，就立即动身回国。
任弼时是1950年4月回来的，原来中央决定他继续休息一个时期，但他在身体略有好转时，就要求参加工作，并给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说到：“最近几天我每日看电报文件及报纸总共在四小时左右，尚能支持得住，不感觉太疲倦，自然初期不要过分疲劳，但做点工作如分管组织部和青委，我想是可以的，请加考虑。”
任弼时恢复工作不久，便要求医生把工作时间增加到8小时。实际上他的工作常常超过规定的时间。这年7月，他参加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10月，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朝鲜战争爆发后，他非常关心战局的发展，常常在深夜里批阅电报，研究文件，查看地图。头痛得厉害时，就叫女儿轻轻地捶一捶，接着继续工作。由于疲劳，经常需吃安眠药才能休息。有时刚吃过药，听到电话铃响，又马上起来，问是不是通知开会，如果是开会，他就一定要参加。
10月19日，在重病中的任弼时为了准备召开全国党的组织会议，还找武安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支部书记来谈组织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征求他们的意见，并做了详细的笔记。10月26日晚，他还认真研究朝鲜的战局。由于疲劳过度，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0月27日12时36分停止了心脏跳动。他就是这样为党为革命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时年46岁。
毛泽东、刘少奇等沉痛地亲自为任弼时执绋扶灵，将灵柩移往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了纪念任弼时，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号召全党向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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