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的二野女子大学

秋季“大生产”

从1949年8月开始，女大在喜迎新中国诞生的同时，也高兴地迎来了秋季“大生产”。这可不是收割田里的庄稼，而是女大这个大家庭添丁进口。由于年初部队休整期间的家属大探亲，许多学员同时怀孕，同时“害喜”，同时大腹便便，同时临产。每个分校都有二三百名孕妇，加上总校，共有千余人待产。在当时，如何保证这千余个革命后代平安出世，成为女大那一阶段的重大任务，总校及各分校为此都作了紧急动员、全面布置。

组建女大时，二野从各兵团抽调了大批医务人员，总校和4个分校都设有卫生领导机构，总校设有医院，分校设休养所，大队设卫生所。为提高妇产科技术水平，总校医院举办了妇产科训练班，为各分校培训接生人员。同时还规定，孕妇产期为50天，住进休养所后吃中灶，产后吃小灶，切实保证产期前后的营养。据四分校保育人员回忆：从7月初开始，卫生所的同志就忙得顾不上吃饭。对产妇逐个进行产前检查，凡有难产迹象的，就送总校医院处理，先后送走20多个。接生员不够，又从驻地找来几十个旧式产婆，加以训练，严格规定消毒、操作过程，然后分派到6个大队，每队八九人。8月起，第一批婴儿开始降生，9月达到高潮，有时一天出生10余个孩子。卫生所的领导轮流去各队检查，看望产妇和新生婴儿，按规定发给母子营养钱物。这股生产热潮一直持续到10月份。经过辛勤努力，女大顺利完成了这空前独特的秋季“大生产”任务，千余名小宝宝平安降生，为女大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喜庆。当时各分校都流传一个笑话:“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生了一个营，大人孩子个个健壮。”

由于战争环境及当时的医疗条件所限，“大生产”在给女大带来欢笑的同时也不免伴着泪水，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女大四分校有一位名叫龚淑贞的学员，1946年由河北农村投身革命，在根据地被服厂工作，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1949年初，龚淑贞与十五军一位同样来自河北的赵姓干部结婚，就在新婚蜜月中，爱人奉命上了前线，她则被安排来到女大进行学习。和丈夫在一起的短暂幸福生活，给她留下了爱情的结晶。当这位年轻的妻子把将要做母亲的兴奋心情写信告诉前方的丈夫时，丈夫却还没来得及给她回一封信，给孩子起个名字，就在渡江战役中光荣牺牲。噩耗传来，体弱多病的龚淑贞悲痛万分。当孩子即将出世时，她由于难产，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保大人或保孩子只能做出一个选择，这位年轻的母亲坚决要求医护人员一定要保孩子，给丈夫家留下革命的后代。为了把不足月的孩子生下来，龚淑贞痛苦地挣扎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昏迷前还在哀求：胜利后一定要把孩子送给河北赵家。随后，龚淑贞便一直陷入昏迷，医护人员研究后，决定用手术钳把孩子拖出来，随后又奋力抢救大人，但龚淑贞最终没能听到孩子的一声啼哭，便永远诀别了人世，只留下了一个没有名字的烈士遗孤——毛孩。

母亲走了，刚刚出世的毛孩也危在旦夕，不会啼哭、心脏跳动微弱，医护人员用3个热水袋保暖才把毛孩抢救了过来。四分校从学校领导到每个学员都十分关心毛孩，其他产妇每天都把奶水节省下来给毛孩吃，有的还送来了小衣服。毛孩满月后，学校又给他找一个专职的“母亲”照顾他。最终，在女大这个娘子军中，在百家母亲们的悉心照料下，毛孩一天天健康成长，后来得到了妥善安置。

和教学工作一样，保育工作也是二野女大的一项重要工作，并且是独具特色的一项内容。女大各级领导在中央军委、刘邓首长关于“儿童是革命的新生后代，是未来的主人，是党的一批财产”，“我们办学校就是培养妇女干部、培养革命后代，也就是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的思想指导下，把培养教育革命后代工作纳入女大工作的总计划和日常工作内，自始至终紧抓不松懈。

女大总校和各分校都专门设有保育工作领导管理机构，并相应开办了育才小学、托儿所、幼稚园。到1949年11月，全校共办起10个幼稚园、14个托儿所，共有儿童622名，保育员200多名。此外，还办了4个育才小学，约有500余名学生。为做好儿童的教育工作，女大专门聘请了老师，并组织了保育人员训练班。在战争时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女大仍力求优先保障好妇女儿童的后勤供应和卫生保健。女大学员的各项生活供给标准按野战军待遇，儿童灶有白面和肉，还有专门的保育费，女大学员中当时流传的一句话“一个孩子是中农，两个孩子是富农，三个孩子是地主”，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二野及各兵团首长也非常关心孩子们的教育与生活，把前方缴获的战利品源源不断地送来，花花绿绿的洋布给孩子们做衣服，大桶的罐头、奶粉、饼干等给孩子们改善生活，并派工作人员和记者来了解幼稚园情况，给孩子们照相，制成幻灯片到前方放映，使女大全体师生备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