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的二野女子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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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中原大地创办了我军历史上唯一的一所女子大学，先后吸收万余名二野的妇女干部、家属集中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学习生活。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其对于保障二野作战的顺利进行，以及新中国妇女干部的培养和革命后代的培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在我国妇女解放斗争史和我军教育史上写下了靓丽的一页。

“三个需要”催生女子大学

女子大学在二野创办，而不是在其他野战军，并非全是历史的偶然。

1948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和部队妇女、家属代表会议，这是党中央针对当时妇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专门召开的两个重要会议。会议要求各解放区及全军各部队为适应解放战争需要和新中国建设需要，积极培训妇女干部，促进妇女解放。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傅钟在部队妇女、家属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妇女、家属、儿童是不许可也不可能随野战军行军的。考虑到野战军的流动性、今后战争发展的形势，必须决定：除个别妇女干部宜在前线机关工作外，所有部队家属、妇女和儿童均需留在后方……适当的安置办法，就是组织起来，成立妇女学校（或工读学校）进行工作、生产、学习；把小孩集中起来，成立托儿所、幼稚园、小学进行集体抚育。”

对二野（前称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来说，安置妇女家属问题的矛盾尤为突出。二野所在的晋冀鲁豫是人民军队最早创建的根据地之一，因为创建较早，部队家属以及根据地各级政权的妇女干部相对较多。同时，和其他野战军相比，二野在解放战争中肩负的机动作战任务又特别重。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二野始终处于大兵团远离根据地流动作战的严峻环境中。流动作战要求必须轻装前进，留在后方的妇女干部以及家属子女无疑成为二野部队的后顾之忧。因而，早在1946年到1948年间，二野各纵队（或旅）就先后在后方创办了妇女学校（职业学校或家属学校），安置留守的妇女儿童。总政创办妇女学校的决定，正是对二野经验的总结推广。中央“两个妇女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二野把原有的妇校集中起来，在山西晋城建立了南线妇女总校，全校人员约8000余人，这就是二野女子大学的前身。

女子大学的成功创办，离不开二野首长特别是司令员刘伯承的重视和推动。刘伯承一贯重视教育工作，并且具有丰富的教育工作经验。早在1948年9月，为解除后顾之忧、稳定前线将士，他即提出了创办女子大学的构想，中央“两个妇女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进一步强化了办学的战略需求。淮海战役结束后，南线妇女总校的近千户随军家属带着孩子，从华北来到中原与家人团聚。如何妥善安置好这批人员，成为部队渡江作战准备中的一项重要政治工作。1949年3月，刘伯承亲自主持首长办公会，“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新中国培养妇女干部的需要，为妇女彻底解放的需要”，决定在南线妇女总校的基础上成立二野女子大学，并亲自兼任二野女大的校长和政委。

二野女大创办时期，正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刘伯承在戎马倥偬、运筹帷幄之余，经常过问女大的诸多重大问题，强调指出：“一定要把女大办好”，“要选拔好学校的领导干部”，“要物色好教师”，“女大要像‘红大’‘抗大’一样，要有良好的校风和学风”，并且亲自审定女大的教学计划，提出学习的目的和任务。领导对女大的重视和关心，使妇女干部、家属深受鼓舞，全校官兵师生积极性高涨，表示一定要克服困难，把学校办好。

应该说，和之前的南线妇女总校相比，女子大学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等方面其实并无太大变化，但是“女子大学”的名称，特别是“做刘伯承司令员的学生”，在当时对渴望随亲人渡江南进的众多妇女干部和部队家属们，还是起到了有力的动员作用。

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女大的创办，不仅起到了解放妇女、培养妇女干部的作用，而且成为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招，对前线浴血奋战的二野将士，发挥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的奇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女大的创办，似乎是对刘伯承 “治军必先治校”这一名言别有意味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