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赶考”历史答卷的时代意蕴

“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执政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次历史性转折的中心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能否禁得起考验，成为合格的执政党，也是一场新的“赶考”。

开放之初，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也在剧烈变动，社会矛盾也日趋复杂。一些人利用法制的不健全，钻政策的空子，官商结合，倒买倒卖，营私舞弊，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干部特殊化、脱离群众等问题也长期得不到根本好转，以权谋私、铺张浪费等新的不正之风，带坏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1980年，陈云就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从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高度来看待反腐问题。1982年4月，他针对一些干部搞不正之风、腐化变质的现象，警告指出:“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页。）为此，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219页。）重视党风，注重干部队伍的廉洁自律，强调高级干部的责任，强调脱离群众的危险，一如既往地坚持走群众路线，不断克服官僚主义，公正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这是第二代领导集体一致的认识。

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敌对反华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加之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具优势的压力，使我国改革开放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异常复杂。邓小平就此敏锐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发生就是历史的镜鉴。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改革与发展出现了很大波折。尤其，这次风波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候发生的，对党执政的认识有着深刻的意义。事后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这是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基础上，以不回避矛盾和问题的负责态度，强调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的深刻认识。在政治风波中，中国经受住了严峻的执政考验,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坚持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1989年6月，邓小平在与中央新的领导班子谈话时总结了整顿党风、反对腐败的经验教训，提出“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又进一步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邓小平提出了通过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来保证党的决策的科学性，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加强执政的新路。

自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以来，中国的改革是先从经济领域搞起，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逐步将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沉痛教训已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认识到，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一旦丧失，“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

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克服僵化保守、因循守旧的思想观念，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大胆试验、敢为人先、不畏艰难、不怕挫折，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各种风险的考验面前，保持了勇于担当的改革气魄和艰苦朴素的执政本色，上交了无愧于时代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