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赶考”历史答卷的时代意蕴

摘要：在革命圣地西柏坡，毛泽东多次提出“进京赶考”这一命题，并给出

了“两个务必”等对策，历史性回答了共产党人应怎样经受革命胜利和执政考验的历史性答卷，在当时革命大转折时期无疑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如何做到“两个务必”，能不能“赶考”成功，归根结底是由党的本质、由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所决定的。回望历史，我们也不难看到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这个历史命题，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时期都包含丰富的历史意蕴。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都针对我国具体国情和所处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任务，提出了创新的理论，引领国家和人民开拓进取，迈向现代化，交出了优异的历史答卷。在新形势下这一命题仍具有时代价值，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断充实和深化。

关键词：“进京赶考” 与时俱进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西柏坡，党中央和毛主席指挥全党、全军，迎来了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以及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在革命实践中产生了以敢于胜利、团结一致、实事求是、依靠群众、艰苦奋斗、不断革命等为深刻内涵的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引领中国革命从农村走向全国，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大转折。毛泽东提出的“进京赶考”这一富有西柏坡精神特色的命题，蕴含着厚重的历史内涵。

“进京赶考”这一历史命题的提出，体现出我们党勇于担当的执政意识、依靠群众的人本理念、直面矛盾的负责态度，以及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内涵丰富，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对这一命题的回答，毛泽东提出了以“两个务必”为代表的基本对策，深刻地回答了只有努力践行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共产党人才能经受住革命胜利和执政考验。“进京赶考”的核心是要求和鞭策中国共产党人面向未来，把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无论是转折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世纪新时期都有指引执政实践的时代意蕴。

“不当李自成”：历史转折时的郑重答卷

1949年3月23日上午，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的时候，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17页。）这个时候，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两大阶段的战略决战已接近尾声，中国革命面临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性转折。此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没有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头脑，而是进行着清醒的思索。早在1945年7月，应邀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就提出了能否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之问。（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页。）毛泽东当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虽时隔数年，但历史的警问犹在耳畔。中国共产党人能否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清醒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如果我们革命意志薄弱，任这种思想泛滥，就“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就有可能发生。毛泽东认为，夺取全国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更伟大，也更艰苦。胜利后，能否继续保持革命政党的本色、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巩固执政地位，是一张生死考卷。

新中国伊始，面临异常严峻的执政挑战，经济凋敝，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可谓百废待兴。但同时，随着大批党员干部“进城”，一些腐败现象就开始在党内滋生，且迅速蔓延，程度严重。从实际上看，有的农村党员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革命意志衰退；有的党员争名誉，闹地位，个人主义膨胀；有些干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严重，用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群众，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少数意志薄弱者经不住资产阶级的捧场和糖衣炮弹的攻击，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私利、腐化堕落。（《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168页。）不久就有“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我党果断决策，通过三反五反运动，处决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一批贪污腐化分子等反腐的行动，遏制了腐化势头，表明了坚定的执政决心。其中，以“赶考”的心态，直面执政后的地位和贪图安逸，脱离群众，腐化变质的危险，坚持“两个务必”是当时巩固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成功地使我党实现了由农村到城市，由革命到建设，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