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农
20世纪70年代末，一篇报告文学传遍全国，家喻户晓——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个瘦弱的“书呆子”闯入了人们的眼帘，他就是年轻的数学家陈景润。而早在徐迟的报告文学发表两年前，复出的邓小平就知道陈景润其人，并已经通过相关渠道，要求中国科学院支持陈景润的研究工作，关心他的生活。
从50年代末开始，陈景润作为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专心致志地进行数学研究。他遨游在充满数字、公式和符号的数学王国里，兴趣盎然，如醉如痴，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简称“1+1”），陈景润全身心投入其中，废寝忘食，达到忘我的境界。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6年5月，陈景润在《科学通报》上宣布他证明了“1+2”：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两个数之和，其中一个是素数，另一个为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这距离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1+1”只有一步之遥。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正当陈景润对这一成果并不满意，决定向尖端奋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中国科学院，陈景润被视为“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和“白专道路的典型”，顺理成章地成为专政对象，被关了起来。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陈景润一颗探索科学真理之心忠贞不变，演算“哥德巴赫猜想”之痴心不改，他仍抓紧时间，想方设法，争分夺秒地学习和演算。简陋的床板就是他的写字台，借着昏暗的光线，他伏在床板上贪婪地阅读、思考。通过不停歇地演算，他大大简化和改进了原来的证明，使“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果。
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英文版发表“1+2”的详细证明并改进了他1966年宣布的数值结果，立即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轰动。他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但在国内，他却继续被视为不合群的不懂政治的怪人，被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1974年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后，面对科技界是非颠倒，科技人员受压制、迫害的状况，他很激愤，决心加以纠正。9月26日，在听取中科院的汇报时，邓小平对许多知识分子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矢志不渝地坚持从事科学研究的爱国敬业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还特别提到了陈景润。
邓小平大胆地肯定了陈景润不是“白专”。他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搞科研要靠老人，也要靠年轻人，年轻人脑子灵活，记忆力强。”“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搞科研的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邓小平认为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应该得到大力褒扬。之后，陈景润成了邓小平的重点保护对象。邓小平亲自过问陈景润的问题，并指示有关部门要帮助陈景润解决实际问题。
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科院日常工作后，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他当众提到了陈景润。他说：“现在对陈景润的争论应该澄清了吧。陈景润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有。他那么刻苦地钻研数学，有了那么大的成绩，不值得学？”
胡耀邦甚至动情地说，“他刻苦钻研，而且有成就。在这一点上，我跟他比，觉得惭愧，惭愧得很哟！……假如我们讥笑他，我们站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是决不能含糊的。陈景润政治上不好？能不能这样讲？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如果百家争鸣，我作为一家，不同意这个意见。”
不仅如此，胡耀邦还带人亲自察看了陈景润6平方米小房间的所在地——中关村88号楼单身宿舍。说是单身宿舍，实际是中科院数学所、物理所、电子所、声学所等几个所共用的一座5层的筒子楼。每层楼道两旁摆满了炉子，整座楼显得拥挤而狭小。胡耀邦看了这种状况，急得在楼道里走来走去，连声说：“这样的居住条件怎么能行？要想办法解决一下。”他提出要好好改善一下陈景润的居住条件，好让这位数学天才为国家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数学所终于为陈景润调整出一间16平方米朝南的房间。陈景润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个反应是：“谢谢领导，我现在的住房已经很好了，大家住房都很紧张。我只有一个人，这就够好啦！”苦惯了的陈景润并不觉得简陋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只要能让他安静地搞自己心爱的数论研究，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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