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邓小平传（1904－1974）》主编杨胜群。
[主持人]:大家可以通过《邓小平文集》上中下三卷去更多地了解，谢谢闫秘书长跟我们分享《邓小平文选》编辑出版的过程，接下来想请杨主任和我们聊一聊《邓小平传》的编写过程，大家看到我手中的《邓小平传（1904—1974）》是很厚的，但是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海内外介绍邓小平生平读物很多，所以想请教一下杨主任，我们这本《邓小平传》和大家以前看到的相关读物来相比特点有哪些？
[杨胜群]:这些年来，继续宣传发扬邓小平同志生平业绩的著作都不少，其中也有一些很优秀的读物，我们从中也受到启发。但是我们这部《邓小平传》和一般的这方面读物比较起来有比较鲜明的特点。
[杨胜群]:这部传记最大的特点是，运用大量的文献档案材料，尊重史实，用材料说话。我们所使用的文献档案材料包括邓小平同志自己的讲话、谈话、批示、电报、书信等文稿档案。也包括中央有关文件，中央一些重要会议记录，还有当事人的回忆、访谈等等。相当多的材料都是第一次披露。这本书里究竟使用了多少档案材料？真是没法统计。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坚持做到尊重史实、用材料说话，特别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评价，真正做到持之有固，没有材料、没有事实依据的结论不下，一定要有材料、事实依据。
[杨胜群]:我举个例子，1961年经济调整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郊区做了一次农村调查，调查公共食堂问题。我们都记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这句话很好，反映了邓小平当时的思想倾向，他的意思就是说食堂也可以不办。我们把这个话写进去了，到最后要定稿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它出自哪，只好把这句话删掉。所幸，最后我们终于找到这句话的出处了，在北京市一个县编的内部资料里找到了它的出处。这样，我们又把这句话恢复了。这句话多么好啊，它反映了邓小平当时一个重要的思想倾向，而且非常富有邓小平思想和性格的特点。
[杨胜群]:像这样的情况不少。从史料、从材料出发，还可以帮助澄清一些问题。我举个例子。海外的出版物里面，包括我们国内有的人写文章，经常说到一个“正帅、副帅”问题，毛泽东是正帅，邓小平是副帅。因为这个话是“大跃进”年代毛泽东说的，海外的一些出版物包括我们国内的一些专家，就认为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的正帅，邓小平是“大跃进”运动的副帅。言下之意，就是说“大跃进”运动的错误无疑要正副帅的责任。我们这次在写传的过程中把这句话翻来覆去查了一个遍。这个话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中上说的。这个会议不是发动“大跃进”的会议，而是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我们要怎么样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他讲要加强中央的权威。他说他是正帅，邓小平是副帅，意思是让邓小平做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副帅。这同社会上传的毛泽东让邓小平做“大跃进”的副帅，含义完全不一样了。
[主持人]:还原很多历史真相。
[杨胜群]:应该说这是我们比较重要的特点，跟一般的出版物比较起来，他们很难做到这样，因为他们缺少档案材料依据。
[主持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本《邓小平传》，从第一章走出广安到最后第三十八章复出，在编写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很多的业绩和精神品质也会打动编撰的工作者，我们请杨主任谈谈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感受？
[杨胜群]:这部《邓小平传》只写了他的前七十年，有的媒体叫《邓小平前传》，我觉得也挺好。他一生都是辉煌的，他所做的一切，我们都为之感动，但是如果从更深层次来讲，更能打动我们也可能更能打动读者的，还是他那些思想品格和精神品格的东西，这是一个人的人格力量所在、人格魅力所在。我们体会最深的当然是大家所熟知的，邓小平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他可以说是一生当中实事求是贯穿到底，他为此付出了代价，遭遇“三落三起”。
[杨胜群]:除了这点之外，我觉得还有两点，我们在编写过程当中深受感染。一个就是他的担当精神，邓小平同志可以说是勇于承担重担的一生。1929年他到广西去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发动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立红七军时才25岁。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县的书记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那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到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任129师的政委，和刘伯承领导晋冀豫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华北敌后抗日斗争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在解放战争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邓小平自己说他一生最高兴的时期就是解放战争时期，打大仗，打得痛快淋漓。我们大家都知道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挺进大别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用他的说法，就是一头挑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一头挑着党中央的安危。这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要过黄泛区和陇海线，要过大江大河，哪一步出现差池都不行，都会前功尽弃。所以他后来还回忆说，当时过黄河区的时候，听说黄河水要来了，他都能清晰地听见自己心脏拼命跳动的声音。
[杨胜群]:后来到了大别山以后，大别山区十分艰苦。他和刘伯承分兵两路，刘伯承带一部分部队转到外线作战，他带领一部分部队在内线作战。什么情况？他说指挥10个旅的部队同国民党33个旅的部队作战。这就是担当。
[杨胜群]:我还要讲一讲，作为这样的人物，我觉得古今中外的一些历史人物都难以做到的是什么？就是对工作当中出现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这是一种担当，而且是一种胸襟。比如，反右斗争扩大化错误，邓小平当时认为反右是必要的，但是他当时非常鲜明地提出来要防止简单粗暴，防止扩大化，他甚至讲到：这个时候我们最容易犯简单粗暴的错误，如果犯了这个错误，将来运动结束以后我们是要做检讨的。但是，我们后来还是犯了严重扩大的错误，这是历史造成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已经习惯了用群众运动来解决政治问题。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改变的问题。后来他讲到反右的时候还是承担了责任，他说：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党内就毛泽东一个人犯错误别人都没有错误。反右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
[杨胜群]:再如，“大跃进”的错误问题，老实说在“大跃进”的过程中，邓小平一方面支持毛泽东搞“大跃进”，同时他还保持一定清醒的头脑。到后来，“大跃进”那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八十年代，邓小平又来承担这个责任了。在他看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不在世了，由他来承担这些历史责任责无旁贷。他说，大跃进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头脑发热，我们都头脑发热，这个错误我们都有一份。这样承担工作当中错误的责任，我觉得更难做到，不仅是担当而且是一种襟怀。
[杨胜群]:当然还有他对人民的赤诚。大家都知道那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话对他来讲不是一句空话，体现在他做的一些大事上，也体现在他做的一些小事上。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那么困难，为了不增加人民的负担，他发动自制棉衣的运动。他自己一针一线缝了一件棉衣，棉衣穿破了，穿旧了，棉花露出来了，军需处的人给他做了一件新的棉衣。陈赓跟他讲让他把棉衣换下来，他不换，而且把陈赓批了一顿。那么冷的天气，滴水成冰，周围的战士找些稻草烧一烧，让他烤一烤手。他让战士把稻草还给老百姓。大别山人民穷，他真是不肯动用老百姓的一根稻草。
[主持人]:邓小平同志的业绩或者精神品格对于杨主任来说是如数家珍，而且说也说不完，所以我们更多的让读者了解邓小平同志的精神品格我们也可以在书中去找到答案。我们同时也想请教一下杨主任，因为这本书选择了邓小平同志1904到1974，也是他前70年的人生历程，所以大家也有这样一个困惑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样的时间节点？
[杨胜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年谱，它的时间节点可以同党和国家的历史阶段相衔接，可以同步，也可以不同步。《邓小平传》上截止到1974年，主要是从人物的人生事业发展的阶段考虑。1974年“文化大革命”被打倒以后，他复出工作，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应该说开始了他的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到1974年刚好是他生命的前70年，大家知道后来就是他生命的后20多年，进入了更辉煌的时期，前70年为后20多年做铺垫。为什么考虑截止到1974年，还有一个原因。大家知道，1975年是他领导全面整顿，全面整顿后来被我们看作改革开放的预演、改革开放的前奏，全面整顿同后来的改革开放联系的更加紧密了。因此，我们考虑如果我们将来要写《邓小平传》下卷的话，从1975年开始，从改革开放的预演、前奏开始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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