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给同盟者利益和又团结又斗争

同盟者与统一战线相伴而生。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就是团结同盟者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团结同盟者必须照顾其利益。“照顾同盟者利益”作为统战工作的重要政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统战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和原则。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是与同盟者团结奋斗的历史，也是照顾同盟者利益共同前进的历史。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是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者。“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巩固了工农联盟。［ ］

1930年6月，江西修水县委、县苏维埃在全县7个区、2个市镇内进行了全面的土地分配。这年2月，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向全区发出通告，明确指出：“党在农村斗争中的总路线是建立广大农民群众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路线，贫农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雇农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因此，这一农村革命战线的内容，应当是从雇农起至中农止。”根据上述阶级路线，修水县委、县苏维埃在土地没收和分配对象上做了以下原则规定：没收一切祠堂、庙宇、教堂、官荒、无主之土地、荒地、沙田和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富农多余的土地，归苏维埃所有，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失业工人和愿意耕作的退职的官兵，并酌情分给有职业而不够维持生活的一切劳动者。

1930年夏季前后的土地分配运动是修水县土地革命时期一次规模最大的土地分配运动。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果，共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4611头，土地18.8189万亩，农具16.9070万件，粮食（包括废除的债谷）49.1844万担，房间1537间，家具16.9070万件，衣被1844件。受益农户51,240户，占全县总农户的52%。正是这样的土地革命，打破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占有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新的工农革命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和阶层都是我们的同盟者。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政策，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与民主党派的合作过程中，共产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政治上，坚决支持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斗争；经济上，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并在危难之际想方设法悉心照顾。上海沦陷前，共产党护送包括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郭沫若等在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向内地或香港转移；香港沦陷后，共产党又从日军的严密封锁中掩护、接应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陈济棠、茅盾、梁漱溟等在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从香港撤离。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执行照顾同盟者利益的政策。在旧政协召开前，国民党有意大幅压缩民盟参会名额，是共产党让出自己的名额并从其他方面设法增加民盟的名额，使民盟保持了较多的参会名额，促进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1946年2月，在“校场口惨案”中，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社会贤达被国民党特务打伤，周恩来冒着危险亲临现场制止了事态的蔓延。在1946年6月的“下关事件”中，民进领导人马叙伦被国民党特务打成重伤，周恩来前去看望，马叙伦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了！”在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又是共产党再次向民盟及各民主党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民主党派一部分领导人转移到香港。

1948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精辟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

实践证明，正是共产党一贯执行照顾同盟者利益的政策，对民主进步人士和广大同盟者的关心和爱护，才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对于同盟者利益给予照顾，那么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呢？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只有斗争其软弱、妥协的一面，才可能发挥其革命的一面。作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者，他们渴望私有财产的无限制累加和膨胀。因此，尽管他们能够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却始终向往资本主义道路，并与工人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这与工人阶级政党的最终目标是相对立的。所以，共产党在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前提下，对他们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政策，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仍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拥护宪法和愿意接受改造的一面，制定了把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相结合的方针，在政治上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逐步把他们由资本主义剥削者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从而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见，团结和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不仅在对敌斗争中壮大了人民、孤立了敌人，而且也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