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团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最大限度孤立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委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部，于1939年4月，在山东残杀、逮捕了八路军干部和战士200余人。6月，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袭击了河北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400余人。11月，河南确山新四军留守处200余名伤病员和家属，被国民党和特务杀害。12月，阎锡山又制造了“晋西事变”，对晋西的决死队发动突然袭击，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500余人，逮捕1000余人。同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先后占领淳化、正宁、宁县等五座县城。1940年3月，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山区，袭击八路军总部。

面对这一系列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早有警惕。1939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易让步。我们的对策是“应保护同情者，孤立与打击与我积极磨擦的分子”。7月7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又明确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

1940年3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提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 ］他还解释说：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向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只有发展进步势力，才能争取中间势力，才能有效阻止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往往是我们和顽固派斗争决定胜负的因素，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对他们还能抗日、不愿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妥协、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方面则进行坚决斗争，加以孤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求最大限度的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关于同顽固派进行斗争必须遵循的原则，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政策”，“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他指出，对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必须破坏，但对反共的顽固派仍需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并且“须对于反对把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 ］

将大资产阶级的概念与买办阶级的概念合为一体，并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之中区分出来，这就决定了共产党的阶级政策必然要首先反对这个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而断言这个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参加统一战线时“仍然是很反动的”，这意味着人们对这个大资产阶级只能采取一种革命的态度。毫无疑问，这个大资产阶级指的正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大资产阶级反动性的确定，导致共产党人不能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和投降可能报以高度的警惕。因此，1940年秋冬之际当蒋介石反共态度异常强硬时，毛泽东不能不强烈地怀疑国民党准备投降日本并夹击共产党，因而准备先发制人。而当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又不能不判断蒋介石准备全面反共分裂，因而下决心“放弃联合的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 ］，这种情况最终决定了整个40年代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阶级斗争历史。毛泽东孤立和打击大资产阶级的斗争策略，极大加速了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