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建立强大的人民军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在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之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做了认真的总结，其中毛泽东的认识最为深刻。他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他认为党要争取农民的支持，独立领导革命。关于军事问题，他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 ］8月18日，毛泽东在出席于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观点，并强调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后来被实践证明颠扑不破的真理，来得却是极为不易。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虽然共产党人参加革命政权已经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但是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一度存在错误。当时党内一直存在着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的错误观念，受此观念影响，中共中央甚至提出共产党员“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并要求已经担任政府职务的共产党人立即辞职。1926年底以后，中共中央初步认识到了参加政权的重要性，但是因形势恶化，实际上并未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陈独秀及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同样未给予足够重视。北伐开始前，黄埔军校毕业生中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2000余人；江西、湖北和湖南的广大工人、农民从失败逃散的敌军手里夺取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迫切要求武装自己；国民革命军中的许多军官也诚邀共产党人去帮助工作。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要求从事工运和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中共中央甚至还要求，在国民革命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要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由此，党在北伐过程中不仅没有更多地建立直接掌握的正规武装力量，而且也没有巩固和发展已有的相当数量的工农武装。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不重视军事的恶果很快显现。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在上海拉开序幕。北伐期间，上海工人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独力攻占上海，显示了工人武装强大的战斗力，工人纠察队也成为蒋介石所忌惮的力量。在大批青洪帮武装流氓向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进行调解为名，强迫工人纠察队缴械。13日，失去武装的罢工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至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了以“清党”为名大肆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的事件。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军警在北京逮捕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于4月6日不幸被捕，并于28日英勇牺牲。

即使到了这样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认真谈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对国民党不计后果的让步，根本无法换回革命的“团结”。在继之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反动派故伎重演，共产党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倒下却束手无策。一味妥协所换回的恶果，明白无误地提醒中国共产党，不掌握自己的武装是没有出路的。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以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中国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2万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在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响亮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吸取忽视军事惨痛教训后得出的正确认识。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此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了一系列的工农武装起义，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先后建立多个农村苏维埃政权，拉开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