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不成功的城市中心论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未形成清楚认识，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开展的，所以建党初期党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党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工人运动，将大革命逐步推向了高潮。但是，大革命的悲惨失败，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城市革命道路并不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在探索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障碍，主要来自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影响。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这时中共中央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转入低潮的现实，而是错误估计形势，盲目乐观，党内的“左”倾情绪潜滋暗长，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参加。会议误判革命形势仍处于高潮，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要求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结合起来，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以形成城乡的武装总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这次“左”倾盲动错误，仍坚持城市中心论，严重脱离实际，城市和农村的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

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做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 ］。同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此观点。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廓清了一些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在工作重心问题上，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六大虽然肯定建立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高潮的“更大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之一”，但是并没有把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真正结合起来，正确认识农村斗争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意义，而是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是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因此，大会要求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年多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摆脱出来，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扩大。在城市，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革命斗争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在此种形势下，党本应正确认清形势，抓住有利机遇，探寻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推进革命事业。然而事与愿违，这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错误判断国内国际形势，在共产国际“左”倾思想指导下，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犯了“左”倾冒险错误。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指出：党不是要继续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要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虽然承认在农村中组织红军的必要性，但是认为红军的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因此“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并要求红军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实行大规模进攻战。李立三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此后，各地红军根据中央和军委的指示，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但是，攻打中心城市的暴动基本都悲惨失败了，与此同时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是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有了变化，对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满，于是又指示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副部长米夫的操控下，王明实际获得了中央的领导权。这样，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不久，又形成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他按照共产国际决议提出：“在中国正在成熟着新的革命运动，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标志是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潮”；“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的最主要任务”。王明虽然也表示重视红军的力量，但他完全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作战的规律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规律。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王明于10月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周恩来于12月底到达中央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最终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土地革命战争悲惨地失败了，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陷入了绝境。

实践反复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行不通，只有探索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的正确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