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城市作为工作重心，但是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一些经验。如1925年至1927年间，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是对这一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即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他号召“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到乡村中间去。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创造性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被译成英文和俄文发表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介绍到国外的文章，布哈林称“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不过，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运动的了解还“是异常肤浅的”。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就谈道：当时“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 ］。对于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还需要在艰苦的实践中继续探索。

八七会议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还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比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提出“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这一精神指导下，8月9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但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很快遭到重创。毛泽东认为攻占长沙已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果断决定退兵文家市。经过讨论，决定放弃“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议决退往湘南”，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

文家退兵，议决退往湘南，其实并没有明确目标。在南下途中，经过调查研究，选定位于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作为部队的立足点。工农革命军上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给养问题，简单说就是吃饭问题。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吃饭太难”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为解决部队的基本生存问题，从1927年冬到1928年冬，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开展分田斗争。1928年夏，宁冈全县，永新、莲花的大部分地区，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实现了分田。为了加强党对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先后派出党员干部，恢复整顿和发展各县的党组织。到1928年2月，先后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在领导红军反围剿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又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样就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循环，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地区也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毛泽东对如何革命、怎样革命有了些初步的正确认识，他及时进行了理论总结，1928年10、11月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他从国情出发揭示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完整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提出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初步解决了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共产党怎样坚持革命，怎样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问题，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可以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看到了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他所指出：“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但是，这时他的认识仍然仅是战术层面的个案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统筹考虑，革命新道路仍然需在实践中探索。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开始虽也以攻打城市为目标，但在遭受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走上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井冈山根据地是党领导工农群众建立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如毛泽东所讲：“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