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从农村走向城市

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以农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但是工作的重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从农村走向城市提上了议事议程。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口头政治报告时深刻分析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农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农村时，就在农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不要到了城市就忘了农村，“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 ］

抗战胜利后的两年间，党曾经占领和管理过张家口、淮阴、临沂、长治、威海卫、德州、烟台、邯郸、承德、赤峰、哈尔滨、安东、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那时党的注意力集中于战争和农村工作，对于城市工作的经验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及时的推广。转入战略进攻后，人民解放军接连攻克诸多城市，其中一些已经能够巩固占领。但是主要来自农民的人民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一些人，他们对农村的社会状况、阶级关系、革命策略和工作方法都很熟悉，但是对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阶级关系等比较生疏，他们往往还是以游击战争的观点和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城市，把农村工作的一套办法照搬到城市，以致发生一些违反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现象。这些问题在东北的台安、盘山，中原的许昌、漯河，西北的高家堡，华北的阳泉、井陉，山东的羊角沟等地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无论是从工作环境，还是从自身角色来说，中国共产党都面临着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大转变考验，而要成功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总结和推广党从事城市工作的新鲜经验，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1947年11月，晋察冀解放军攻克关内第一座大城市——石家庄市，对石家庄市的接管成为中国共产党接收和管理城市的起点。在已往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策略下，党占领城市往往是军事战略上的权宜之计，对城市的政策仅仅是“搬运”机器物资和“破坏”。而在国民党军队已经处于劣势，长期占领城市已经成为可能的情况下，刘少奇向接管石家庄的负责同志提出：“我们对石家庄的方针，是保存和发展工商业，保存和发展经济，要很快建立秩序，以便进行建设。城市的工人运动、贫农运动，都要从城市的整个经济政策出发，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准。不仅公营企业要发展，私人工商业也要发展。不能把在乡村中的清算斗争运用到城市工作中来。”［ ］在这种按照城市的特点来管理城市的方针指导下，党立足长远，在接管石家庄市的过程中做了有益尝试，如重建城市基层政权、肃清“不纯洁分子”、运用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稳定经济、加强城市治安、建立户籍制度，等等。党关于如何建立和巩固城市政权、如何管理和改造城市的一系列构想在石家庄市得到初步实践。中共中央工委及时总结了党接管石家庄市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于1948年2月19日发出《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为其他新占领城市提供借鉴参考。

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提出：“多年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攻占及管理的城市似乎还没有作过一次认真的研究，亦没有将城市工作的比较完全的经验向中央作过反映。”“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在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各地要认真总结开展城市工作的经验。［ ］在中共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各地都对如何在城市进行建政和管理进行了思考和总结，推动了党的城市工作。

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实际上也就是党要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的过程，在暴风骤雨般的颠覆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党的中心任务由破坏转为建设，而如何保证整个社会全面而正常的运转、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平稳和流畅是摆在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一个难题，对此党在政策和策略方面适时作了调整，并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随着新中国建立，党信心满怀地投入到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