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通货膨胀顽疾的消除

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则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理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但中共中央迎难而上，选择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重大举措。

第一，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官僚资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凭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蒋介石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就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据估计，抗日战争结束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拥有的财产已达到100亿到200亿美元。1949年解放前夕，官僚资本拥有全国工矿和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垄断了钢产量的90%，电力的67%，煤炭的33%，有色金属和石油的100%，水泥的45%，硫酸的80%，织布机的60%，纱锭的38%，糖的90%，还控制了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邮电、航空运输、对外贸易及文化事业。［ ］

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通过没收官僚资本，1949年新中国的国有经济已在金融和现代工业、交通等领域获得主导地位。在工业方面，国营企业的产量在全国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为：发电机容量占73%，煤炭占70%，铁占60%，钢占90%，水泥占60%，工作母机占50%左右，纱锭占43%；综合起来，国营经济在现代主要工业中所占的比重约50%。在金融、铁路、港口、航空等产业，国有经济更是占有绝对的优势。［ ］通过没收高度集中而又十分庞大的官僚资本，为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稳定市场和平抑物价。

引起物价波动的原因除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财政严重困难，货币发行过多之外，投机商人乘国家困难之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追逐暴利也加剧了市场的混乱和物价的波动。稳定物价，实质上就是从工商业资本家尤其是投机资本家手里夺取市场领导权的问题。为了打击投机资本，稳定市场和平抑物价，1949年7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成立了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立即投入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圆涨价风，每枚银圆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的600多元涨到1800多元，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对全国影响巨大，稳住了上海才能稳住全国。6月10日，经中共中央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大楼，打击了破坏金融秩序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圆之战”的胜利，使人民币顺利进入市场流通。此后，中央人民政府迅速树立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金融业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并规定私营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人民政府还公布了金银外币管理办法，严禁金银外币自由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兑金银外币。人民政府在打击银圆投机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私营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严格取缔专门经营高利贷的“地下钱庄”等非法信用机构。这样，就基本上制止了金银投机活动，国家也基本控制了私营银行钱庄的业务。

在“银圆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有些人发出狂言：“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和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这种情况下，为战胜投机资本，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调运一批大米、棉花和布匹，由中央财经委员会直接掌握，在适当的时候集中抛售，给投机资本家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愈抛愈贱，愈想抛愈难以脱手，最后元气大伤，纷纷亏本破产，再也形不成气候。

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斗争，在党中央的精心指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从 1950 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步回落，一举结束了物价猛烈上涨、市场混乱的局面。这场斗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高了共产党的威望，也给了资产阶级以深刻的教育，使他们不得不相信，共产党不仅能够打天下，而且善于治天下。事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这场经济领域的斗争，认为它的意义不亚于拿下了一场新的淮海战役。

第三，统一国家财政经济。

物价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财政存在较大赤字，而通货发行过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当时国家财政的主要支出，如军事费用、经济建设投资等完全靠中央负担，但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如公粮、税收等却仍掌握在省、市、县手中。这样统一支出了，却没有统一收入，造成国家财政收支脱节，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只有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才能确保物价的根本稳定。因此，人民政府根据形势的发展，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集中物资力量以保证财政收支的平衡。

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其主要内容是：“统一全国财政收入，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同时，政府还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都收到明显的效果。

1950年4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

经过讨论和准备，在高层领导中间，对于统一全国财经问题的认识基本取得一致。在此情况下，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毛泽东把他在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提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毛泽东明确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尽管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但它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国家，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国家，必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人们从毛泽东坚定而充满必胜信心的话里，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的。

在七届三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做了说明，着重谈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问题。他说：“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毛泽东在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全会一致接受，成为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行动纲领。

在统一全国财经政策、措施的影响下，从1950年3月以后全国物价基本保持平稳，并略呈下降的趋势。全国批发物价的指数如果以3月为100，4月则下降为75%，5月下降为69%，年底12月为85.4%。又据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6大城市的统计，以1949年12月32种主要商品的价格为基数，1950年1月的指数为124.2%，2月为177.3%，3月为210.9%，4月为73.4%，5月为54.6%，6月为163.3%，7月为178.2%，8月为82.6%，9月为185.2%，10月为197.7%，11月为201.7%，12月为199.7%，全年平均指数为178.5%。［ ］7月以后的上升，是因朝鲜战争爆发，某些进口物资的价格稍有波动，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基本保持稳定。这就证明了国家统一财政经济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四，合理调整私营工商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1949年统计，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3%，在各种主要工业品的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分别为：电力36%，煤炭28%，硫酸27%，烧碱59%，水泥26%，机器及机器零件50%，棉纱47%，面粉79%，卷烟80%，火柴81%，纸张63%。私营商业所占比重更大，1950年，私营商业在批发总额中占76.1%，在零售总额中占85%。 私营工商业在为社会提供产品，促进商品流通，增加就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1950年3—4月间，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冲击。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政府面前：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实际困难。用陈云的话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适时做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4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在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时，也明确指出，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他再次提出必须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开始对私营工商业的调整工作全面展开。其方针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调整工商业包括三个主要内容：调整公私关系，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其中，调整公私关系是调整工商业工作的重点。

由于政府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采取了得力的措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52年与1949年比较，私营工业增加了26,600户，比1949年增加21.6%；职工人数增加了412,800人，比1949年增加21.6%，总产值增加了36.98亿元，比1949年增加54.2%。1952年与1950年比较，私营商业增加了280,000户，比1950年增加1.9%，从业人员增加了140,000人，比1950年增加2.2%，商品零售额增加了19.1亿元，比1950年增加18.6%。［ ］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

面临的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加之抗美援朝带来庞大的军费开支，在党和政府的广泛发动下，开展了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抗美援朝、增产节约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制定增产节约计划、清理资产、核定资金和查定生产能力、开展生产竞赛、提倡合理化建议和推广先进生产经验等。增产节约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提高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改革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改革和技术进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揭发出干部中存在的“三害”（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和私营工商业中严重的“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行为。针对这种情况，1951年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纯洁了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对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五反”运动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在私营工商业中普遍地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后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