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涛 主编
边打、边稳、边建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国内建设不能不受影响,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局势,指出朝鲜战争是一场境外战争,其情形是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一样的,国内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可以不完全受其影响的,是可以维持较正常的生产而不必转入战时经济体制的。
抗美援朝开始后,相应的财政经济政策上也开始有所改变。1950年11月下旬,中财委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根据美国扩大侵朝战争的时局变化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的情况,把1951年财经工作的方针确定为“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带投资性的支出)第三”。
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内经济建设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在1951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发展战略。他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的党内通报中,第一项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级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对七届三中全会初步设想的进一步深化,对于党在当前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及今后时期工作重点的适时转移,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是提醒党的高级干部注意,不要因为当前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就忽略或忘记了党的总方针和总计划。过去所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是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现在则应进一步把它同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总目标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明确这一思想,有利于在三年准备之后,不失时机地将党的工作重心进一步由革命转入建设,而不致阻碍实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三年准备”包括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准备,尤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其首要之重心又在于土地改革,以保证土改后生产、教育的迅速展开。
当时,美国著名人士华莱士写信给毛泽东说,如果新中国还没学会造拖拉机和卡车,就先学会了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 ]这个观点一方面带有其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即没有看到我们只有造了坦克,保证战争的胜利,才能为国家的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它也指出了我们是不可忽视一切为继的建设事业的。毛泽东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思想,正是试图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三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进入边打边谈、以打促谈阶段,国内城乡交流日益活跃,基本建设和地方工业提上议事日程。在朝鲜停战谈判进行一段时间后,1952年初,陈云、李富春等向党中央提交1952年财政概算方案,指出“应该放在和谈可能拖延并能继续应付战争这个基点上”;“财经工作的重点,应在不放松收入的条件下,转向管理支出;在不放松财政、金融和市场管理的条件下,转向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 ]此后,财经工作方针不再提“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财经工作重点转向管理支出、经济计划和准备工业建设方面。
1952年5月21日至6月5日,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会议明确指出:我们财政收支的方针是“边打、边稳、边建”。由于朝鲜战场形势的变化,财政工作应该放在和谈可能拖延并能继续应付战争的基点上,因此,编制1952年预算要以建设为第一位,军事为第二位,行政为第三位。[ ]在三者的平衡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一方面需要适当增加军费和与军事相关的支出,把战争放在第一位,同时要把稳定放在第二位,否则经济波动,物价上涨,居民生活受到威胁,城乡交流受到阻碍,财政、贸易、金融的周转失去正常,从而引起政局不安,这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当然,经济文化建设也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这三大任务能否同时承担起来,当时不仅一些民主人士,而且许多党内干部都表示怀疑。但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部署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边打、边稳、边建”扎扎实实地进行下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950年到1951年军费由28亿元增加到52.9亿元左右,比上年增加了87.9%,从1951年到1952年军费又增加了5亿左右,达57亿多元,但同时经济建设费用也由17亿上升到76亿元,文教费用由7亿增加到22亿元,都比军费开支的增加幅度大。[ ]
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随着朝鲜战局、停战谈判与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家财经工作的指导方针从“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逐步转变到“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对此,1953年8月6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时指出:“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稳定市场,6月爆发朝鲜战争,10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 ]
“边打、边稳、边建”战略方针的提出及其实施,表明中国人民不但能够支持得住抗美援朝战争,而且能够最后赢得战争胜利;不仅能够保持国内市场物价的稳定,而且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使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物资交流得到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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