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

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是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采取“一边倒”外交方针下的合乎实际的选择。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述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中各个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建立新中国以后的基本任务和国家的前途等根本问题。他在文中公开宣布“一边倒”方针的同时，也表达了向苏联学习的意愿。他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他又说：“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10月5日召开的中共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刘少奇指出：“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够获得今天这样的胜利。在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于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就成为中国社会各界行动的口号和目标。

列宁逝世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逐步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和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模式”（又称“斯大林模式”）。在建国初期学习苏联各方面建设经验的过程中，中国也接受了这种模式。

对于当时“学习苏联”、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应当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第一，“抄”还是必要的，自己不懂，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抄”。而这种“抄”，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和国防体系，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对完全“照抄”苏联又很不满意。毛泽东后来就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毛泽东的这段话，说出了中共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心情。当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即将建立的时候，毛泽东便以更多精力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希望在苏联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据薄一波回忆，1955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 ］

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在处理繁忙的日常国务之余，抽出大量的时间，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工作。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由京广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沿途找地方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不久，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去向他汇报工作时，偶然谈到刘少奇正在听取一些部委的汇报。毛泽东很感兴趣，即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薄一波当即答应下来，于是就有了前后历时两个多月的、总共34个部委的汇报。历史表明，毛泽东听取各部委工作汇报的举动，成为开启探索任务的重大关键步骤。

在中共和毛泽东着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二十大。在大会即将闭幕的头一天晚上，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召开了一次事先没有安排的秘密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及造成的严重后果。报告内容被披露后，立即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冲击波。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看到，原来一直被膜拜的苏联经验并非完美无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严重弊端，简单模仿苏联的办法终究不能代替自己探索，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共产党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大解放（毛泽东称其为“一场解放战争”），促使他们认真反思苏联模式，重新思考本国的建设道路问题。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

1956年2月至4月间，为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总结经验。毛泽东亲自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当时毛泽东已经60多岁了，身体健康欠佳，每天起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只有吃饭算是一点闲暇时间，他称此为“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生活。就这样一连紧张工作了两个来月。对于学习外国问题，毛泽东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毛泽东对照搬苏联经验十分反感。他后来回顾说，卫生工作中的生搬硬套害得他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

在集中大家意见的基础上，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中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还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对于包括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外国的经验，“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这样，《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以后，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指出：“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1960年6月，他在《十年总结》中又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975年7月，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