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初步探索的良好开端

以《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标志，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历史新任务，被及时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上。

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思考，取得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1956年9月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和决策、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提出的正确思想当中。

第一，提出了探索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关于指导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中共八大上所致的开幕词中，他又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关于基本方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又指出：“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第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分析与判断，做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共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八大通过的刘少奇所作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的工作重点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这一战略决策，符合我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符合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三，提出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一是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的方针。受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加快进行的影响，195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工作中出现了贪多求快的急躁冒进倾向。为纠正这一不良倾向，6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得到八大肯定。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方针。二是提出了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扩大地方权力，增加工厂企业“独立性”的思想。陈云在八大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生产经营的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作为补充）的思想。毛泽东还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并称之为“新经济政策”。

第四，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两类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一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性质不同，需要正确区分和处理。对敌我矛盾必须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而对人民内部矛盾则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他明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必须用统筹兼顾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

第五，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资产阶级被消灭，中国民主党派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不要继续存在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中国不搞苏联式的一党制，也不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而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提出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设想；在法制建设方面，董必武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思想。另外，周恩来提出了“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思想，刘少奇论述了如何防止国家领导人员变成特殊阶层的问题。

第六，提出了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正确方针。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经过建国六年来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这个估计和判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基础。如前所述，此时毛泽东也强调搞技术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号召全党都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3月，中央批准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负责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同年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此后，他多次重申了这一方针。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代表中央向科学界和文化界阐明了这一方针。

另外，中共八大还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更加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强调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

总的看来，1956年开始的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开端良好，起步迅速，方向正确，成绩显著，许多宝贵的经验和闪光的思想，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进行的全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打下了一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