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成就、经验及其影响

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如果对这段历史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应该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

“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根据权威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供的材料，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扎实的成果。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的发展和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制。中国以前被认为是个缺油国，所用燃油是从国外进口的“洋油”，1959年技术人员在东北的大庆找到工业性油流，1960年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开发，仅用1年时间就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3年就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到1965年中国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宣告结束。

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在1958年也开始迈出步伐，1961年中共中央做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这些都是在党领导人民在曲折探索过程中产生的重要科技成果。

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技术的辉煌成就，不仅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的中国国防现代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所创造的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周恩来说：这是精神的原子弹变成了物质的原子弹。1988年10月，邓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

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人民表现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在各行各业涌现出了大批模范先进人物。他们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县委书记，有不怕困难、艰苦奋战被称为“铁人”的石油工人，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大队农民党员和群众，有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战士。这些楷模的出现，激发起广大群众投身建设的巨大热情。对此，作为亲历见证者的邓小平一直念念不忘。1979年11月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谈话时指出：“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 ］

所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包括“大跃进”在内的十年建设（1956—1966）成就时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写“文化大革命”十年时候，除用大量篇幅讲“文革”运动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外，也讲到“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这一判断也是合乎实际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5亿斤。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原油产量1976年相当于1965年的6.7倍。一些工程艰巨的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级经济管理官员维持了经济体制的运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71年林彪死亡对经济工作影响甚微。在1972年和1973年中，绝大多数的工业产品都有所增长，基本建设的投资业保持在高于1966—1969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即使在1972年严重的旱灾造成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农业收成也稍有增长。在1974年和1976年，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有所下降，但是能源及其他多种产品的产量，即使在政治动乱的年月中，仍有所增长。因此，即使像1976年——那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去世，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一整年处于混乱状况，也不会对经济工作产生持续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与1967—1968年的情况相当，比“大跃进”的影响程度还要低。［ ］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使中国的外交工作实现了新的转变。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访华，会见毛泽东，并同周恩来举行会谈。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的《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也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为中国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

回首20年曲折发展的历史，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史学家胡绳1984年时曾指出：“如果说三十五年来一无是处，全部是错误的积累，那就不能正确解释三十五年的历史。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大转折，但这一转折之所以能够形成，也还是有过去生产发展的底子。所以建国以来的历史绝不是错误的积累。”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也指出：“20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

2006年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胡锦涛指出我们党干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二件大事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201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就这段探索的历史再次指出：“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个定位和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