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失误、曲折及其缘由

遗憾的是，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1956年探索中提出的正确思想和决策，大都未能在实践中很好地坚持下去，而出现了像邓小平所说，搞了20年“左”，“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1978年。”邓小平指出：“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 ］

如前所述，自1956年起，毛泽东就想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找到一条既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 ［ ］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者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并由此过分夸大个人主观意志作用，结果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于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搞就是三年。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在农业方面，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农业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汇报的产量进行汇总统计，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在工业方面，片面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提出“超英赶美”口号，为此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的严重失调。

从1958 年10月开始，毛泽东觉察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调整经济指标，收到一定成效。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的，但最后由纠“左”变成了反右，把对“大跃进”提出批评意见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继而掀起了新的“大跃进”运动。

在继续“大跃进”中，由于1959年下半年，特别是1960年的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的错误还要严重，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加上一些地区发生自然灾害，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援助合同（促使中国炼“争气钢”，加剧了“以钢为纲”错误的发展），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居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不少省份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增加，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此外，“大跃进”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拉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据估算，“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 ］至于在当时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纷纷起飞的情况下，因3年“大跃进”、5年调整（1965年底国民经济调整结束时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而贻误8年发展时间造成的损失，更是大得无法计算。正是在此期间及以后的“文革”十年中，中国才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欲速则不达”的最典型的例证。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跃进”运动最后不了了之。

经过几年的努力，正当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之际，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并一直持续十年。

对于从“大跃进”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邓小平还说过这样的话：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一九六二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 ］

确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源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此时，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国家正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通过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也确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它的恶果已为实践所证明：在政治上混淆敌我，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国无宁日，家无宁日。在经济上大肆破坏，以大搞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取代正常的经济建设，在大批“唯生产力论” 的幌子下，高喊革命，大压生产，“仅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五千亿元”［ ］。在思想文化上倍加摧残，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思想文化工作的成绩，污蔑教育文艺工作被“黑线统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名存实亡，文艺百花凋零，科学技术研究受挫，广大知识界遭到打击和迫害。十年浩劫拉大了中国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损失，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对于这些曲折和失误，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多种思考和分析。如果从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视角来分析，两者有共同点，就是都反映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改变国家落后面貌，使中国能够尽快成为一个大国、强国，赶超发达国家，这一动机和目的是无可厚非的。在庐山会议上因赞同彭德怀观点而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之一、含冤达20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复出后就曾指出：“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跃进1958—1960》 一书中也指出：大跃进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在任何发展中国家，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那里的人民应该认识到他们不必逆来顺受、无所作为地处于自然的枷锁之下。毛坚持不懈地宣传这一思想。毛就像一个大声疾呼地振奋起一班新兵的士气、将他们引入新世界的军士长，将中国人民激励起来。毛的同事似乎被毛的想象力所左右。他们曾为再造中国进行了一场革命。在长征中将他们引向胜利的人，现在告诉他们经过一小段冲刺就可以到达乌托邦，这并不是地平线以外虚无缥缈的马克思主义极乐世界，而是就在眼前，在中国的田野上和工厂里，建立一个社会纯洁、经济强大、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新国家。［ ］问题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与方式出了问题，“大跃进”效果大打折扣。

同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出的那样：毛在革命胜利后时代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纯洁性，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经验证明，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取得了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做斗争。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将“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住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 ］

保持革命的纯洁、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动机是无可挑剔的，问题也在于：目标过于脱离实际且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出了问题。1967年毛泽东本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强调那是因为过去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要实行“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