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

中苏从结盟到对抗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的问题，而中国此时也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此后，中苏关系开始某种微妙的变化。

1958年，是中苏关系由友好走向分歧的关键一年。此时，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已经升空，苏联的国防力量也得到很大的加强；赫鲁晓夫清除了党内的“反党集团”，在苏联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苏联党和政府大国沙文主义开始暴露出来。同时，苏联的国际和外交战略也在改变，准备缓和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而这与毛泽东“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相悖的。

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逐渐发展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矛盾。1958年4月至7月，中国领导人就苏联提议在中国合建大功率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问题与苏方发生争执。此后，中苏两党在重大的国际行动中开始各行其是，难以协调一致。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蒋介石集团控制的金门、马祖。毛泽东采取的这一“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外交决策直接向赫鲁晓夫与美国缓和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挑战，而中国在决定采取此项重大行动之前，未像以前一样向“老大哥”苏联通报情况，即使在7月底赫鲁晓夫前来与毛泽东进行会谈中，毛泽东也未就此透露半点信息。赫鲁晓夫对此极为不满，提出召开中、美、苏、印度等国最高级会议，研究缓和台湾海峡国际紧张局势问题的建议。但毛泽东复函予以拒绝，申明中国要独自处理由危机所引起的国际问题。

1959年8月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将中苏分歧公之于世。195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赫鲁晓夫来华表示祝贺期间，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以及与印度冲突的立场提出指责，双方发生激烈争论。中苏两党、两国已无法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合作了。

1960年4月22日，是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刊物《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央宣传部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对苏共领导人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评。苏联随即还以颜色。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一行为给“大跃进”后处于经济困难中的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失。

此后两三年时间里，围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等方面，中苏两党的分歧日益尖锐，争吵不断。

1963年初中苏两党都想缓和一下，2月21日苏共中央首先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举行两党会谈的意见。为了达成团结目的，中共中央赞成举行会谈。3月30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中共中央认为这个题目很重要，必须复信详细阐述中共中央的立场和观点。这一复信一共搞了将近70天，毛泽东多次修改。这封信署的日期是6月14日，并于15日交苏共中央，17日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发表。复信强调指出，反对把国际共运的路线片面地归纳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反对“全民国家”“全民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等。复信表示，中共中央决定派团参加7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两党会谈。

中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复信发表后，苏共中央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又发表声明，公布赴莫斯科参加两党会谈的名单，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彭真，同时重申复信的立场。7月4日，苏共中央也公布会谈人员名单，同时也重申自己的立场。这样就“声明战”就在两党会谈前夕展开了。

1963年7月6日至20日，中苏两党会谈开始，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这期间，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复信的内容进行全面反驳。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表7月14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7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有一个编者按，列举了苏共中央公开信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攻击中共领导人的事例。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说中国领导人对它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本来由苏联造成的中苏经济贸易缩减，却反而责怪中国方面，等等。

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返回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一同前往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五千多人到机场欢迎，场面格外隆重热烈。

7月2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确定书记处分工，写文章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九篇，通称“九评”。

“九评”的第一篇于9月6日发表，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9月13日，“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9月26日，“三评”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0月22日，“四评”发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1月19日，“五评”发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2月12日，“六评”发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于1964年2月4日发表；1964年3月31日，“八评”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7月14日，“九评”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发表时，同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发表正好相隔一年。这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分量最重的一篇。

“九评”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破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源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

文章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主要是回答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和平演变。文章把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反修防修理论和政策加以整理，概括成15条内容。其中有正确的东西，如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双百”方针，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等。但这15条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

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这一天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日子。两个消息传来，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处在一片欢腾之中。毛泽东把这两件事描述为：“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 原来准备要写的“十评”，由于赫鲁晓夫下台就没有发表。

但赫鲁晓夫的下台，并未给中苏关系带来新的转机。11月，周恩来率高规格的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结果在苏联举行的国宴上，发生了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的挑衅事件，他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经过中方强烈抗议，苏方解释为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坚持，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这就紧紧地封闭了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论战画上了句号。

随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1969年3月，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军事武装冲突，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彻底走向分裂与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