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

与西方大国关系的正常化

“乒乓外交”成功后，中美高层接触的进程明显加快了。1970年4月底，尼克松接到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来的周恩来的“口信”，得知中方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来北京。5月中旬，美方正式答复中方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后来中国。”

基辛格是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对中国的访问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对这次访问不是很有信心，把它当作一次必需的冒险来进行，于是以“波罗行动”为代号，像700年前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那样冒一次险。6月30日，白宫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派基辛格博士前往南越、泰国、印度、巴基斯坦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但这只是掩人耳目之举。在巴基斯坦，基辛格趁人不备地坐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7月9日北京时间正午12时，基辛格到达北京。从这时起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他总共在北京停留48小时，其中同周恩来的六次会谈就用了17个多小时。经过磋商，双方于7月16日发表公告。公告说：“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样，由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共同导演的这幕震动世界的历史剧缓缓拉开了大幕。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偕夫人帕特里夏在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等的陪同下，于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总统专机飞往北京，开始了他称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

2月21日上午11时，尼克松及其夫人一行到达北京机场，受到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迎接，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下榻。吃过午饭，下午2时许尼克松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会见他。按照惯例，毛泽东通常要等到外宾离开中国的前一两天才会见他们。尼克松对这一破天荒的礼遇，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毛泽东从哲学问题谈起。对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等，他说：“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恩来。——引者注）跟你谈的事。”对中美关系，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毛泽东说：“就是啰。”当尼克松称赞“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时，毛泽东诙谐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在回顾了二十多年中美关系的状况后，毛泽东特别谈到最近两年中美接触的过程和背景，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尼克松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欢右派。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他又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最后，毛泽东告诉尼克松：“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 ］

当天晚上，中美举行首次大范围会谈，商讨和宣布了会谈办法和公报的形式与内容等。会谈中，台湾问题是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联合公报中颇费周折的一个问题。经反复磋商，中美双方终于取得一致意见。2月26日，在中美联合公报草案基本谈定后，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和夫人前往杭州参观访问，游览西湖。于2月27日，由杭州飞往上海。在上海，中美双方正式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关于台湾问题，双方表明了各自的立场。中国方面重申：“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应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方面在公报中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宣布了中美彼此隔绝、相互对立、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结束，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但因各种因素的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出现了曲折。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美国政府在联合公报中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同台湾断交、撤出军队和设施、废除美蒋条约。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就在美国迫于形势开始考虑调整对华政策的时候，日本的佐藤内阁却一意孤行，1971年7月回答在野党咨询时仍坚持说，对于废除“日台条约”、从联合国驱逐台湾政权要持慎重态度，声称日本必须“恪守”对蒋介石政权的信义，不赞成用中国来代替台湾国民党政权。他还说：“只要北京不放弃对台湾的要求，日本就不能承认中国。”当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台湾国民党政权被驱逐出联合国。然而佐藤内阁仍负隅顽抗，在12月31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继续叫嚣和鼓吹“两个中国”。［ ］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这次“尼克松冲击”震撼了日本政府，迫使其在中日复交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180度转变。当年7月，田中角荣内阁取代了佐藤内阁。田中内阁一上台，就以闪电般的速度着手中日复交工作。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率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当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开始就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会谈。在为田中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致辞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在同田中会谈时，周恩来直率地提出：“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并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27日，毛泽东会见田中时，也问到“麻烦”的问题。田中表示，日方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周恩来当面问田中：从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就建交了，双方互换大使需要多少时间？这句话实际是问日方何时采取废除“日台条约”的具体行动，日方明确回答：“我们有决心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周恩来遂用中文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六字交给田中，田中也写下日本旧宪法里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交给周恩来。中日双方表明了相互信任的态度。

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从此中日两国之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一天，距佐藤内阁下台仅仅85天。从佐藤到田中，日本政府在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其立场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到了令人惊异的地步。

尼克松访华也在联邦德国（西德）引起了冲击，在野的基民盟要求联邦政府同中国建交，基民盟领导人之一、时任联邦议院外委会主席施罗德提出了访华愿望。勃兰特政府也向中方发出了愿与中国谈判建交的信息。1972年7月，施罗德应邀访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来访的首位西德重要政治家。施罗德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表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成熟，联邦政府和在野党都主张两国就建交问题进行谈判。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0月11日，中国与联邦德国正式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

借助尼克松访华之势，1972年内，中国同世界上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其中是诸如美国、德国这样重要的西方大国。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这样巨大的突破，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中取得的，尤为不易。由此，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友好交往，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