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

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资本主义阵营的“老大”美国深陷侵越战争，在与苏联争霸中处于被动，并对中国一直保持敌对状态。社会主义阵营“铁板一块”的局面也不复存在，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势头强劲，咄咄逼人。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一次军事冲突，一时战争阴云笼罩。

中、美、苏三方关系及其力量的消长变化，出于维护本国地位和利益的多方考虑，中美两国都有接近对方的意图，这为改善两国关系提供了契机。

作为战略家，毛泽东一直关心国际大势的发展变化。1968年冬天，毛泽东很有兴趣地看了美国总统竞选的材料和专家认为尼克松可能当选的分析，还看了尼克松写的《六大危机》一书，认为该书“写得不错”。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认为在内政方面可做的事情不多，准备在对外政策上大显身手。在20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对于这篇演说，《人民日报》写文章点名抨击并报送中央。毛泽东心领神会了美方发出的信息，他就此评论说：“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的滋味。”［ ］他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上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尼克松的就职演说。

投桃报李。1969年3月，尼克松访问法国时对戴高乐表示，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是美国政府的主要课题之一。7月，美国放宽美国人来华旅行的限制。8月，尼克松对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示，美国无视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并通过两国建立了两条通向中国的传话渠道。9月11日，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晤。尼克松马上命令基辛格给刚刚上任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接连发去三封电报，督促他赶快建立与中国大使的接触。这就有了12月美国大使在华沙一个时装展览会上追逐中国使馆翻译的事情，该大使急切地向中方人员表示，尼克松总统本人打算同中国领导人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当天晚上接到中国驻波兰使馆发来的电文后，周恩来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门砖了。”12月底，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在中国决策层看来，苏联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头号敌人。毛泽东委托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将意见上报中央作为决策参考。四位老帅先后提出了两份研究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目前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他们建议，恢复中美会谈，争取打破中美关系的僵持局面。

然而，中美两国逐步接近的势头由于1970年春美国干涉柬埔寨内政，颠覆了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府，并于5月派兵入侵柬埔寨而受挫。中国政府谴责美军侵柬，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声明”，中断了中美大使级会谈。

但是中美双方接近的急迫需要，还是使两国在激愤平复之后重新迈开步伐。

1970年6月，美军自柬埔寨撤出。7月，中国提前释放因间谍罪在华服刑的美国主教华理柱；美国批准向中国出售柴油机。8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斯诺，并与他站在一起检阅了国庆游行队伍。这种姿态表明：中美关系已经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视。正如斯诺所说：“中国领导人从不公开做无目的的事。”毛泽东也说：“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又会见了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解决两国关系问题就得同他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12月25日，在毛泽东77岁诞辰前夕，《人民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刊出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发出信息。尼克松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同斯诺所谈欢迎他访华的内容，“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所以，几乎就在这个时期，尼克松对《时代》杂志记者说：“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

1970年11月10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告诉周恩来，尼克松准备派高级人员，甚至是基辛格与中国对话。中方传回给美方的答复是，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不久，中方得到了美方的答复称，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不应限于台湾问题，应包括解决其他问题。

1971年春，中美关系出现了出人意料的突破。3月下旬至4月上旬，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3月21日，阔别世界乒坛6年之久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乘航空班机抵达日本，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各方的关注。美国国务院在4月1日的备忘录中写道：“北京已派了它的乒乓球队到日本去参加国际比赛，几年来它参加这类体育活动还是第一次。”

美国人对此事的关注不是没有理由的。受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影响，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否参加此次大赛，国内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争论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权衡再三，还是下决心派代表团参赛。为此他于3月15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请毛泽东做最后的决断。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前往日本。到日本后，支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做好各种警戒准备。毛泽东在报告上果断地批示：“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至此，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参赛一事才成定局。

中国乒乓球队到了日本以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风格给人以深刻印象。各国乒乓球代表团愿意与中国代表团接触并切磋技艺。

一个看似偶然、却体现历史大趋势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有一次，中国乒乓球队从旅馆乘车到比赛场馆，找不到自己球队汽车的一个美国队球员科恩就无意搭乘了中国乒乓球队的车，上车后他才发现这一情况。中国运动员庄则栋主动打招呼，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很高兴。”并将一幅绣有黄山风景画的杭州织锦送给了他。科恩非常高兴，将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回赠给庄则栋，并表达了访华的愿望。

4月3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美国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周恩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在7日做出邀请美队访华的决定。周恩来立刻告诉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向美方发出邀请。当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宣布这一富有象征性含义的消息后，立刻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出消息，报道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周恩来兴奋地在转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上写道：“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当晚周恩来向出席全国旅游和援外工作会议的代表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

4月10日至17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团长和7名运动员来到北京访问交流。两国乒乓球运动员从陌生人成为朋友，同时也拉开了中美关系解冻的序幕。在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周恩来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白宫。美国总统尼克松后来回忆道：“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到实现。我们立即批准接受了邀请。中方做出的响应是发给几名西方记者签证以采访球队的访问。”“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

“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推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成为外交史上的创举，载入国际关系史册。确如周恩来对美国乒乓球队员所说：它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