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的心态是复杂的，一度曾试图以经济“援助”的手段进行拉拢和控制。1949年6月，司徒雷登托人带口信给毛泽东：美国可贷款美元给新政府，条件是新中国必须采取中间态度，不能完全亲苏。但中国共产党从自身革命奋斗的经验和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抛弃了对美国的幻想，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不敌视中国的国家建交。

1950年3月15日，艾奇逊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说中说：中国不应该从苏联而是应该从美国得到贷款援助，不过中国必须保持昔日的中美关系。这显然是指望以援助为诱饵，使新中国听命于美国。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做出断然回答：“亚洲人民自己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当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帝国主义者，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 ］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操纵联合国通过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决议外，还插手干预印度支那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并积极扶持日本和一些亚洲国家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体系，对新中国形成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

在军事上包围和威胁中国的同时，美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经济方面也企图孤立和封锁中国。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美国要求北大西洋集团及其他一些国家在承认中国问题上必须与美国保持一致，共同对中国施加压力。1949年11月，艾奇逊在美、英、法三国巴黎外长会议上，再次要求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保证，在承认中国问题上同美国保持一致。1950年4月，美国照会拉丁美洲国家，威胁不得先于美国承认新中国。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操纵联合国阻挠新中国派遣合法代表取代国民党集团非法占据的席位。至1951年11月13日，美国操纵第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延期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的决议后，美国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上都以“暂缓讨论”的蛮横手法，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美国的目的是企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削弱中国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1949年11月，美国纠集西方国家筹组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负责管制对中国和苏联、东欧的贸易问题。同时支持和配合国民党集团利用海空优势对上海、青岛、天津等沿海港口和岛屿进行封锁，并以布雷、轰炸和炮袭相威胁，阻挠一切国家的商船进入新中国的港口。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2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1951年5月，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和朝鲜禁运的提案，硬要各会员国对中国禁运具有战略价值的用品和物资。在美国的拉拢和压力下， 到1953年3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45个。

在插手朝鲜战争的同时，1950年12月，法国、美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美国开始插手印度支那战争，把大量武器装备运进越南，并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组建西贡军队。朝鲜停战后，美国公开派遣空军人员赴印度支那参战。这对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维护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毛泽东等审时度势，采取北联苏联、东援朝鲜、南助印支以及同印度等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友好的方针。在这一过程中，新中国提出并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1953年12月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他说：根据这些原则，“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重申这五项原则。随后，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同样确认这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定，为当时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印度等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有效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1953年7月，随着《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进行了3年多的朝鲜战争得以停止，但朝鲜问题并未解决。1953年9月，苏联政府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议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寻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经过几番斡旋，决定1954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派代表分别参加各该问题的讨论。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同苏联和越南一起，团结印度等国，并争取英法的支持，促使会议达成一系列协定，促成了印度支那的停战。对此，周恩来指出：“日内瓦会议的成就表明，国际争端时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解决的。现在世界上赞成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人已经越来越多，美国侵略集团所坚持的扩军备战的实力政策已经日益不得人心。如果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坚持和平和合作，反对战争和反对组织对立的军事集团，国际紧张局势是可以求得继续和缓的。”［ ］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国际形势有所好转。但是美国在朝鲜战场和印度支那战场失败后，把远东侵略和干涉的重点转向中国。1954年9月，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同年12月，美国同台湾当局又在华盛顿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连同此前签订的美日安全条约与美韩共同防御协定，从东南面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这个时期美国远东侵略政策的特点，周恩来在1953年2月全国政协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诡计，来实现他们扩大侵略的恶毒的阴谋”。

中国不惧压力，利用日内瓦会议后的有利形势，在着手改善同英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更加致力于发展同亚非国家特别是印度、缅甸、印尼、泰国、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以此作为打破西方国家包围的主要突破口和重要战略步骤。在中国的支持和影响下，印度、缅甸、印尼这些对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都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

为了实现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主张，1955年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并参加了由缅甸、印度、印尼等国倡议、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会议。这次会议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十分珍贵的机会，使中国领导人能够广泛地同许多亚非国家的领导人进行接触，阐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赢得他们对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万隆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十项原则，作为有关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基础。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亚非会议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充分体现了中国、印度、缅甸所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亚非会议宣言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

亚非会议后，1955年下半年，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锡兰、柬埔寨等纷纷派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等亲自会见代表团成员，同他们进行友好谈话，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泰国、巴基斯坦等国虽然一直留在东南亚条约组织中，但对中国都表示友好，并声明决不参加任何侵略中国的战争。美国企图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办法来包围中国的阴谋遭到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