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在对外开放中发展自己

大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

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曾“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明明发展不好，还高唱社会主义就是好、就是好！邓小平对此有着清醒认识。他说，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这里的经验当然包括资本主义的经验。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呼吁“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我们大胆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搞起了股票交易市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以前曾是金融中心，货币可自由兑换，所以在加大开放的时候，中央意图再把上海建成金融中心。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随后，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正式开业。两个交易所的运营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形成了全国性证券交易市场，有力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在外部世界看来，这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跨越。现在中国人对此见怪不怪。沪市、深市的股票行情也牵涉着很多中国人的神经，中国有上亿人在炒股票，这是在20年前姓“社”姓“资”讨论不休的情况下是很难想象的。那时，许多人对股票到底是什么东西也不甚了了，一位中央领导人甚至问：老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里，现在搞股票发行，老百姓用存款来买股票，这不就是存款搬家吗？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中国发行股票早于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精致华美的橱窗内，陈列着记载世界各地资本市场发展进程的各种标志性物品。其中就有一张制作精美的中国股票，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行的第一只股票——飞乐音响股票。1986年11月，邓小平将这张股票赠送给当时的美国纽约交易所总裁约翰?凡尔霖，以此向世人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决心。真庆幸，在沪深两市1500余只股票中飞乐音响一直保留着最初名字。透过这张股票的变迁，我们可以检视中国股市传奇般的历史。

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的企业能不能搞股份制。因为被视有走资本主道路之嫌的股份制，在80年代中期遭遇瓶颈。中国企业转而实验承包制。但承包风云人物的下场多数比较悲凉。这是因为承包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具有本质性缺陷，即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给承包者以后，企业产权的界定不但不清晰而是更模糊了，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双方侵权的行为更容易发生。承包制没有也不可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开和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它不但没有改革现行体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现行体制，加大了改革的难度。当时全国对企业改革有几种不同看法。第一种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种，厉以宁主张企业应该向股份制发展，从承包制走向股份制；第三种，主张实行租赁制；第四种，主张实行资产经营。承包制不解决问题，股份制不让搞，没办法当时搞价格改革。但价格改革也出了问题，价格闯关没过去，引发了通货膨胀，引起百姓购物恐慌。1992年初，针对股份制问题的争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江泽民曾专门找北京大学的厉以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谈股份制。王家福从法律角度谈，厉以宁从经济学角度谈，陆百甫从政策研究角度谈。他们都认为股份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江泽民说，他赞成股份制，现在都是小企业在搞，要搞就搞大的。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邓小平的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报告极大地刺激了中国股份制改造的步伐。1992年，全国各城市经批准建立了近400家股份制试点企业，全国股份制企业达3700多家。同时，国务院还批准9家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到香港和境外上市。

但是在实际推行中，股份制并不顺利，因为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务院领导对股份制有疑虑，所以，国有企业在90年代搞了许多不触及根本问题的做法，包括减员增效、优化组合等措施，五花八门，但实际效果差强人意。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同时明确“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这些突破性理论，是中共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所有制理论做出的重大修正。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解放思想，放大公有制的范围，把股份制也包括了进去，这样就没有必要再争什么姓 “社”姓“资”的问题了。从厉以宁1980年第一次提出股份制，到1997年十五大承认股份制，用了将近二十年。因此，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也还是需要破除阻力和具备大智大勇的。

当然，我们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仅是经济方面的管理方式、管理经验，还包括引进他们的先进技术等发面。改革开放以来，在铁路、电子、金属冶炼等方面，我们都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技术，这对于加快国家经济发展、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都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