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整办人民公社思路前后

“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

毛泽东发现办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后，立即纠正，调整思路，探索怎么样办人民公社的问题。

在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和之后，毛泽东是主张纠“左”最坚决的中央领导人。这两次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文件也切切实实地纠正了大办人民公社中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在纠正大办人民公社过程中“左”的问题的同时，仍然认为办人民公社是中国亿万农民的方向，应该肯定。12月9日，在八届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此时，毛泽东仍然认为，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即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笔者注）的“最好形式。”毛泽东批评基层干部性急，要限制，但他还是鼓励基层干部大胆探索。他提出，对那些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不处分。他对人民公社办食堂、托儿所，还抱一些希望，说：这些有两种可能性：看来会巩固，也要准备垮台。由此，他联想到整个党，联想到了整个国家。他说，我们党也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巩固，一是分裂。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胜利下去，或者灭亡。为了党的事业的发展，为了社会主义中国尽快巩固和强大，毛泽东仍然坚持快速发展的战略，正是在这一战略指导思想的支配下，毛泽东仍然坚持对人民公社实行在整顿中发展的方针。他说：“我们在政治上是强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我们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不要外国人一吹，打开报纸一看，尽说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然。不要自己骗自己。”（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意思，还是鼓励全国人民要抓紧时间，大干快上，发展自己。

到1959年初，人民公社在快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大幅度暴露出来了。首先的问题是各地征过头粮，使各地农村人均口粮数量下降，这就使各公社及公社以下的单位都找到一个对付上级的办法———瞒产私分。这种情况很快就反映到中央的统计数字当中去了。1959年初，一个问题困扰毛泽东很长时间：1958年本是大丰收之年，为什么到2月全国就发生了缺粮、缺油的问题？他苦苦思索，找不到答案。这时，广东省委用机要传来了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说：广东的雷南县粮食生产大跃进，但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他下去一查，查出基层公社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经毛泽东同意，中央把这份报告批转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毛泽东在他写的批转按语中要求：必须立即解决瞒产私分问题，而解决的办法，是搞一个教育运动，说明我们的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不会无偿拿走他们的粮食，使群众放心。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毛泽东决定南下调查。1959年2月23日，毛泽东乘专列到天津，同一些地方领导同志谈话，向他们作调查。24日，专列到济南，毛泽东仍然进行调查。26日，专列到郑州，又是搞调查。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出现问题的根子，还在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好。他说：过去我们解决问题，还没有触及所有制。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的不同，粮食产量多少的不同，吃的多少的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1959年2月26日、27日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及四个地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涉及到了人民公社内部的问题：公社与队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识到，公社与队之间，也有一个所有制问题。此后，他在南下的一路上，多次谈到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他边调查、边思考、边谈话，到2月底3月初时，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比较清楚了。他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谈一下这个问题。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毛泽东在他已经到达郑州的专列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笔者注）。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先提出问题，他说：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这就是我们农村人民公社内部存在所有制的矛盾。他指出，不能认为一办公社，各生产队的一切都要由公社支配了。他批评了办公社中刮共产风的三条：穷富拉平；积累太多；“共”各种“产”。接着，他谈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子。他说：“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毛泽东特别看重生产队的所有制，他说，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都是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公社集体所有制也要有一个发展过程，第一次提出了必须划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的问题，可见，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的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级所有制的问题，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向。毛泽东很快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中央和各省委的负责人都没有想到的，连在基层工作的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也没有想到，这使在现场听到毛泽东谈话的中央和一些省市负责人从心里佩服毛泽东。

但有些基层干部却想不通，他们还是坚持扩大公有制的思路。对此，毛泽东也看出来了。3月1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建议再开两天会，解决各地负责人的思想问题。他在信中写道：“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同时毛泽东十分自信地写道：“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定下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明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1959年3月1日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信）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坚信，他找到了解决人民公社问题的关键点。3月1日，他继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十分肯定地说：“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做买卖。他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的讲话，已经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人民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的问题。3月1日他的讲话又提出了队为基础的问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此都已提出来了。正由于毛泽东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对此前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一致认为瞒产私分是本位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拨乱反正。他说：“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只得瞒产。”（1959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观点，统一了思想。最后，由毛泽东拟定、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14句话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14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需分配，承认差别。”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各地领导同志回去都抓紧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各地办人民公社，开始朝“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向发展。从1959年3月初到6月底，仅仅经过4个月，全党、全国办人民公社的路子就基本清楚了，这就是：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这个集体所有制中包含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三级中以生产队为基础。但是，由于各地在大办人民公社时，生产队的建制不同，概念也不清晰，所以，很多地方的生产队，实际上大队一级，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许多地方把这一级当作生产队，认为这一级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而把生产小队当作包产单位。尽管大家总的方向明确，路子清楚，但是把基础放在哪一级，还各有不同。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决定进一步调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他甚至考虑到了使生产小队成为“核算单位”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