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整办人民公社思路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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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出现的大办人民公社热潮，突破了毛泽东原来的设想，出现了不少问题。毛泽东最早发现了这些问题，并且在纠正错误和继续探索中及时调整办人民公社的思路，最后形成了存在长达20多年的中国人民公社模式。

“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大办人民公社中出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刮共产风的问题。当时，各地领导干部对中央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里的最后几句话：“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十分注意，并且进行了片面理解。各地在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中，都在加大共产主义因素。为了扩大共产主义因素，各地都出现了取消自留地、副业生产、集市贸易，搞供给制、集体过渡到全民、消灭工资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搞吃饭不要钱，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现象。为了扩大共产主义因素，各地普遍搞了平调，在生产中搞强迫命令和瞎指挥。在向上级报的数字中，也出现了严重的浮夸现象。

大办人民公社中出现这些问题，仅仅一个多月，毛泽东就发现了。毛泽东最早是从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的汇报中发现问题的。1958年10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刘子厚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汇报。刘子厚在汇报中提到，下边出现了不少浮夸数字，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2000斤，却虚报成8000斤；干部下去视察时，有的公社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搞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把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都“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基层干部也有大量捆人、打人的情况。刘子厚汇报这些情况时，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毛泽东也对刮共产风明确表示反对，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毛泽东对基层干部捆人、打人十分气愤，他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刘子厚还专门汇报了徐水县搞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听后，很不以为然，但为了不给群众泼冷水，他十分慎重地说：“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

通过这次听刘子厚的汇报，毛泽东觉察到，各地在大办人民公社中存在很大问题。他决心派人下去调查一下，看到底存在什么问题，问题大到什么程度。当天，毛泽东就要陈伯达、张春桥去河南，第二天，也就是10月22日上午就走。毛泽东还当面向陈伯达交待了调查的重点。10月23日，陈伯达、张春桥到达河南，与省委领导谈过情况之后，即于当天通过急件，书面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看了汇报材料后，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要他到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的调查，要调查到团（即公社）、营（即大队）、连（即小队）三级（当时河南实行军事建制———笔者注），然后再到县里找干部开几次座谈会，研究全县各项问题。陈伯达、张春桥把调查的情况随时写成汇报材料，通过机要，急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收到汇报材料后，立即阅读，提出问题，让陈伯达等进一步调查研究。通过看陈伯达等人的报告，毛泽东发现基层大办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很大。于是，他派吴冷西和田家英也去河南调查一下，一个人去河南新乡地区的修武县调查，一个人去河南的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去调查。接着，毛泽东又致信已经在遂平县完成调查任务的陈伯达，让他不要回来，再到附近某一个县做几天调查，以资比较，调查材料同样通过机要急送毛泽东。毛泽东还要求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调查结束之后，从调查地点直接去河南郑州，他将在郑州等他们。

在这几天时间里，毛泽东阅读了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急传过来的调查材料，越来越感到大办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问题很严重，用当时他的话说，就是：很多人“急急忙忙向前闯”。他决定亲自下去，一边调查，一边解决问题。1958年10月31日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河北省、河南省调查。一路上，他在专列上召集河北、河南省、地、县、公社等一些干部开小型调查会，了解基层情况。11月2日，毛泽东到达郑州，他决定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11月3日，毛泽东先在他的专列上召集部分省委书记开会，听他们的汇报，同时回答问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汇报说，现在有些东西是调拨的，交换的范围缩小了。陈伯达表示赞同，认为只是现金结算少了。毛泽东立即指出：不搞交换是不行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说：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货币很少，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毛泽东说：必须使每一个公社，并且使每一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之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这是不行的。每个人民公社，除了生产粮食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不能生产这些，他们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的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不行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吴芝圃汇报说：下面有的干部提出要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人民公社必须搞商品生产和交换，不能消灭家庭，这就划清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接下来，毛泽东又在他的专列上连开了两次调查会，他在调查会上谈到起草新四十条的题目时，更明确地说：现在不是涉及共产主义的时候，涉及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这次谈话，给当时热衷于搞“穷过渡”的各地各级干部及时地泼了一点冷水。毛泽东的讲话和插话，通过听到的各省的负责同志传回各地，各地此前刮的“共产风”，很快就减弱了，有的则干脆刹了车。

11月6日、7日两天，中共中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时，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人都来了。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问题，到底定多少？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这次会议从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展开讨论起，深入到了如何办人民公社的问题，一直讨论了9天。经过9天的讨论，毛泽东和与会的同志都明确了，现在是在办人民公社问题上纠“左”的时候，头脑要冷静下来。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了。纠“左”的思路也正是在他的指导下形成的。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几条在办人民公社问题上纠“左”的意见。毛泽东提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两个过渡，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都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说三、五年就可以搞成共产主义，就可以宣布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是错误的。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搞人民公社，废除商品生产和交换，实际上是剥夺农民。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5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在谈到高指标问题时，毛泽东批评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里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高指标吓人。对这一点，“要做政治考虑”。要实事求是，不要谎报。毛泽东在谈到工作方法问题时说：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就“辩你一家伙”。今后，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毛泽东在会上还亲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要大家都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在人民公社的性质问题上刹各地的车。同时，他本人对如何搞人民公社，头脑也越来越清楚了，更切近中国实际了。

1958年11月13日下午，毛泽东离开郑州，15日到达武昌。一路上，毛泽东继续做调查。这次调查的重点是地委、县委、公社一级。此外，毛泽东还找许多基层干部到他的专列上开座谈会。通过调查，毛泽东感到，各地办人民公社时出现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基层干部还是不清醒的。他决定，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1958年11月21日到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解决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多次讲话中特别提到：一些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5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80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1938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12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2年的，也有说3年的，也有说4年的，也有说5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这个事呀？范县说2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毛泽东专门讲了大跃进中在办人民公社时的“作假问题”。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现在严重的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深入到了办人民公社的具体问题，实际上是着手纠具体的“左”。

武昌会议很快就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文件划清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确定了人民公社还要实行商品生产和按需分配的原则，同时对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也进行了纠正。

郑州、武昌两次会议的召开和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下发，很快就刹住了各地在大办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同时在许多关键问题上纠正了过“左”的做法。但是，办人民公社这个原则却被定了下来，各地办的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自然也被保留下来了。

各地在大办人民公社当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存在不少问题。对这些问题，毛泽东还在逐步发现，逐步处理的过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