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瞿秋白

《晨报》特派记者之路

瞿秋白曾十分自信地说：“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当北京《晨报》发出招聘特派记者前往俄罗斯“担任调查通讯事宜”的启事时，他胸有成竹地前往应聘，并很快被应聘为《晨报》特派记者。苏维埃俄国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百废待兴，经济生活极端艰难，曾是当年赴俄留学生的肖劲光将军，就是在晚年还依稀记得当年的经济窘境：“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像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

去路迢迢，前景堪忧，亲友们纷纷劝阻，他充分理解亲友的好意，但是，他又不甘生活在“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中，一种生命的本能驱使他去找寻彼岸的光明。俄罗斯革命对他的诱惑力太大了，诚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1920年10月16日，他踏上了风尘仆仆的苏俄之路，他在途中愉快地写道：“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他是个使命感、责任感极强的文化人。在旅途的颠波辛劳中，他仍抓紧时间采访、调查，仅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便编写出20余篇通讯稿，分别寄给《晨报》和《时事新报》。1921年1月25日，他到达莫斯科，在《真理报》的帮助下，参观了很多地方，如特列嘉柯夫美术馆、莫斯科大剧院、克里姆林宫、托尔斯泰故居陈列馆和幼儿院、劳动学校等，会见了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孙女苏菲亚。而最令他难忘的是，在苏俄期间，曾有幸见过列宁，并与列宁有过当面交谈。时隔数年，他在与羊牧之谈话时，还不无兴奋地忆及此事，羊牧之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说：“有一次晚上去看他，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照片，很有历史价值的照片。我一看是快镜摄的秋白与列宁合摄的半身像。列宁立在中间，秋白紧靠着站在右边，……我说：‘你见过列宁几次？’他说：‘两次，他和我谈过多时话哩。’”他告诉羊牧之：“列宁曾说：‘俄国认为中国为全世界最亲密的友邦……必须协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骗。’又说：‘我们对于东方民族，是极端平等看待，对于她的文化，尤其有兴趣……。’”

这时，俄共正在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他以新闻记者身份参加了大会，他的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便是对苏俄革命的全景式的热情报道，由于文章长达3万字，《晨报》在刊用时，竟连载了27次。他全面、热情地向中国人民报道了苏俄十月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民族和外交诸方面的状况，认为“实行共产主义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究竟怎样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他写道：“俄国革命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苏俄的共产主义已“人间化”，并向全世界辐射，必然影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两年的时间，他采访了苏俄的众多人物，上自苏俄领袖，下自平民百姓，去过工厂、乡村，调查了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撰写出60多篇旅俄通信（其中遗失10多篇），《晨报》以“莫斯科通信”专栏发表了40多篇通信共有16万字，中国读者通过阅读这些通信，较为清晰地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

他除担任《晨报》特派记者外，还担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教员和理论课翻译。在此之前，1921年5月，张太雷已介绍他加入俄国共产党，次年2月，又参加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向年轻的革命者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是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他借助《俄华辞典》翻译、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他也由此而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他在苏俄的卓越工作，通过《晨报》的“莫斯科通信”专栏，在中国读者心目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共中央也密切地关注他的工作。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对瞿秋白会议期间的工作很满意。会议结束前，便要求他回国工作。他也感到自己对中国太陌生了。这年底，他便踏上归国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