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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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短暂而辉煌的一生，曾有过一段不平凡的办刊生涯。五四运动时，他因呼唤民主而编辑《新社会》，后又为《晨报》特派记者，前往莫斯科，并缘此而走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求索之路。回国后，他又为中国共产党编辑了许多报刊。他青春年华的精力、智慧、才气，都无私地奉献于此，这些报刊是他绚丽灿烂人生的最具典型的实证。

《新社会》和《人道》

瞿秋白的朋友郑振铎因常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阅读难得的俄罗斯小说，而和青年会学习干事孔某成为朋友，郑振铎又向孔某介绍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此时，青年会有意出版一本供青年阅读的周刊杂志，希望郑振铎、瞿秋白等人成为这本周刊的编辑。1919年11月1日，《新社会》正式面世，它的发刊词说：“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这便是他们那代青年改造社会的基本态度。

那年，他只有21岁，身体十分虚弱，但是，作为《新社会》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他的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仍令几十年后的郑振铎难以忘怀：“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里去一次，有时，济之也同去。我们到秋白家里去，他常常还不曾起床，抽着香烟拥被而坐，不时的咳嗽着，脸色很苍白。我们很为他的身体担忧。但一谈起话，他便兴奋起来。带着浓厚常州口音的国语清晰而有条理的分析着事理。他的稿子总写得很干净，不大涂改，而且是结实、有内容。我一进屋子，他便指着书桌上放着的几张红格稿纸，说道：‘已经写好了，昨夜写得很晚。你看看，好用么？’他在那个时候，已经习惯了在深夜写作了。”

他在《新社会》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如《革新的时机到了》、《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知识是脏物》、《自杀》、《小小一个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社会与罪恶》等等。这些文章切中旧中国种种弊端和要害，鼓励国人“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压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要有历史的眼光，知道思潮的变迁，是历史上一定的过程，不可避免的”。他的文章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鼓吹“实现真正的民主、民治、民本的国家或世界”。他对中国劳苦大众的凄苦生活现状，寄予了深切的怜悯之情，并欲为他们找寻一条自新之路，而为达此目的，“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他的文章谈论的多是社会实际问题，如青年自杀、妇女解放、婚姻制度等，无情地抨击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呼吁：“青年呵！……不要叫社会杀你，不要叫你杀社会。……你要在旧宗教、旧制度、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

他的探索和思考是认真和深邃的，然而，他的理论指导又是驳杂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尤其是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曾给他的思维留下过颇有影响的印记。多年后，他回忆说：“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编辑《新社会》17、18、19号时，连续三期的《劳动专号》，才对社会主义有着朦胧的憧憬，他的《谁的利益》、《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的谬误”，较为鲜明的宣传马克思的阶级和国家的理论，明确的指出改造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

《新社会》以全新的风姿，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传播面可达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同时，也越来越为旧的势力所忌恨。1920年5月，仅出版19期，便被迫停刊。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

《新社会》虽然被迫停刊，但是，它的改造社会的使命并没有中断。8月5日，《新社会》的原班人马又创起《人道》月刊。瞿秋白是不大赞成《人道》刊名的，不希望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作为《人道》的办刊宗旨。在鬼域成灾、恶魔横行的旧中国，几个浪漫青年的人道主义的呼唤，未免太弱小，太不自量力，反动势力仍视《人道》为异端。因此，《人道》的创刊也便成了它的终刊。他在《人道》只有一篇散文诗《心的声音远》，这首诗抒发了他悲愤悒郁的心情，表达出对劳苦大众的殷殷关切之情和对强暴的统治者的憎恨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