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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瞿秋白

张家康

2014年10月11日15:3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编辑的最后二份机关报

八七会议后,中央根据郑超麟的建议,决定创办《布尔塞维克》,以代替已经停刊的《向导》,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每周都要来编辑部,代表中央指导编辑工作。大革命失败的晦暗时期,蒋介石、汪精卫一面屠杀工农,一面又以孙中山信徒自居,继续以三民主义蛊惑人心,欺骗民众。所以,《布尔塞维克》的首要任务便是揭穿他们伪三民主义的反革命本质。瞿秋白在所撰写的发刊词中,便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伪三民主义的反动和危害。他说,国民党已经“背弃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将改组后的国民党送终了”。现在“民众多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票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他还发表《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反革命的国民党政纲和混战》、《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三民主义倒还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还是民生主义?》、《民权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等文章,历史地、科学地评析三民主义,他说:“三民主义的历史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国民党改组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代表革命倾向的口号”;国民党改组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曾经一时期比较多带着些确定的革命内容”;但是,“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所标榜的三民主义,“便自然要变成反革命的工具”,此时的三民主义,只不过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变成反革命党,变成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走狗的狗窝”。

当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界起义和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时,《布尔塞维克》都予以肯定和讴歌。广州起义爆发时,《布尔塞维克》连出3期专刊,对广州起义的成功和失败,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他还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撰写《武装暴动问题》、《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两个国内战争》和《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等文章,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买办豪绅及资产阶级,中国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即以民众的革命战争推翻新旧军阀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苏维埃政府。

但是,《布尔塞维克》又几乎与他的左倾盲动错误相始相终,左倾盲动的错误主张,大多由此而传播、扩散开来的,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布尔塞维克》的遗憾。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他被排挤出中央,不得不接受王明等强加的各种罪名。他已是筋疲力尽,并且复发肺病。中央同意他的请求,在上海养病。在上海时,他读到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认为《红色中华》总体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一些细节和技术上也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于是,他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1933年8月7日《斗争》上,他提议《红色中华》应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从而“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他特别建议组织工农兵通讯活动,让工农群众和士兵撰写通讯,办一份“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报纸。

半年后,他奉命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和主编。他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改进《红色中华》。但是,当时左倾路线甚嚣尘上,他没有发言权,正如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在巩固中央苏区,加强红军建设和第五次反“围剿”中,《红色中华》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工作。但是,它又同时宣传了左倾路线和策略,给革命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他对《红色中华》最显明的贡献,是培养了一支将近千人的工农通讯员,这些人分布在中央苏区的各条战线。中央红军长征后,他被留守在江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曾是他的部下的庄东晓回忆道:“主力北上了。中央苏区的圈子日益缩小,……秋白同志更是日以继夜的紧张工作,《红色中华》照样按期出版,……我离开中教部和秋白同志,下乡参加扩红和征粮工作,行前,秋白同志又谆谆嘱咐:‘下去后,再忙也要天天写汇报,经常给《红色中华》写稿。’”

瞿秋白是位知识型政治领袖,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他走过一条曲折坎坷的生命之旅,他的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但是,他所肩负的文化使命感,他所努力去做的文化事业,他所编辑的众多的报刊,无疑具有典型的历史意义和卓著的功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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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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