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成渝铁路的修建

“以修筑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

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早在与刘伯承一起率部进军大西南之前，就在考虑西南的建设问题了。他在上海结识了陈毅的堂兄———兵工专家陈修和先生。陈修和早年曾在四川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和黄埔军校五期炮兵科毕业，蒋介石对他很器重，他曾任蒋的侍从副官，后被派到法国学习兵工，后任国民党联勤总部兵工署沈阳兵工厂中将厂长，在解放军解放东北时，为了保护沈阳兵工厂，陈修和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7月，邓小平与陈修和在上海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正是这次谈话，坚定了邓小平一定要修好成渝铁路的决心。

当时，邓小平已经接到进军和经营大西南的任务，他对陈修和说，中央已同意他和刘伯承司令员一起率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上海、南京、武汉不少工厂内迁到了那一带，这一次也有不少单位往那里迁。西南解放后，接管、安置、恢复生产的任务很重。他请陈修和介绍些内情。

陈修和抗战时期就在大西南做兵工工作，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特别对于当年全国最大最新式的汉阳工厂的设备迁到重庆的近况深为关切。谈话间提到了成渝铁路。陈修和介绍说：重庆钢铁厂内迁的完好设备和技术力量，完全可以年产4万多吨钢轨，可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把成渝铁路的修建让给法国人来搞。他发现法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自己也无能力承担，法国的打算是从马歇尔计划援助法国的物资中拨出一部分来修建成渝铁路，赚中国人的钱。后来蒋介石要打内战了，又停下来。

说到这里，这两个四川人不由一阵感慨。是啊，自古以来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作为四川人，他们更了解四川人的苦衷。想当初他们出川都是靠一条水路才走出那个四面高山的“壶中之地”。

邓小平问：“成渝铁路的准备工作搞了多少了？”

“搞了不少。铁路线已基本勘定，不少段的路基已经铸成，内江铁桥的大桥墩已经修出水面。这些多可以利用，工期可以缩短。”

邓小平诚恳邀请陈修和回川参加接收和建设。陈修和动情地说：“邓政委如此看重、信任我，四川人民是我的父老兄弟，我作为一个四川人，本当欣然从命，但是，我已经接到朱总司令通知，要我8月下旬回北平参加将于9月召开的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所以这次不能回家乡报效父老兄弟。”

听了陈修和的一番解释，邓小平表示理解，但求贤若渴的邓小平仍不轻易放弃，他请陈修和为西南建设物色一批科技人才，并希望他为修建成渝铁路写一份建议书。

陈修和为邓小平的执著所感动，爽快地答道：“邓政委，我一定写好这份关于修建成渝铁路的意见书。8月中旬交差，要得吗？”

二野进军西南之前，邓小平又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修和兄赐鉴：面托物色兵工技术人才的事，想蒙办妥，兹派陈志坚来沪办理此事，请赐接洽，关于安家费用等项，也请商同处理，弟邓小平上。”

受邓小平委派，二野军械处长陈志坚到上海狄斯菲尔路拜访陈修和。陈修和根据邓小平的要求，为西南建设介绍了一大批留学德、法 、美、日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就包括修建铁路所急需的铁路、勘探、桥梁等方面的专家。后来，他们在成渝铁路的修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月以后，9月的一天，当邓小平在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上见到陈修和以后，非常激动地说：“你关于修建成渝铁路的书面意见书，我早已收到并且认真学习了，很好，很不错。你为我邀请的几十位兵工技术专家，也早已全部到四川报到。我们还组织了他们学习政策。这些留法留德的同志，跟我们有共同语言：爱国！”然后，邓小平对陈修和说：“我们决心把成渝铁路很快修起来！”

邓小平说到做到。重庆解放仅一周，雷厉风行的邓小平就主持西南局会议，作出“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的重要决策。

1950年元旦刚过，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重庆解放一个月后的西南情况和汇报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特别提出“着重于修成渝铁路”，并详细汇报了修筑成渝铁路的方案。

此前，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经过多次调查研究，考虑到修筑成渝铁路是四川人民长期的愿望，如从修建成渝铁路入手，既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可以有助于经济的复苏，带动钢铁、机械、煤炭、森工等行业的恢复和发展，还可以凝聚民心，有利于革命政权建立后新秩序的确立。因此，这一重大决策，是经过反复酝酿，深思熟虑，并在充分调查研究，权衡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接到邓小平的报告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然后直呈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很快批准了修筑方案，并专门调拨一亿斤大米，作为工程的第一次投资。

接到中央的批复后，邓小平立即主持召开西南局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西南人民渴望了47年的成渝铁路，作出了“以修筑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的重要决策，并主持制定了修建成渝铁路的周密计划。

但是，当西南局领导机关宣布修筑成渝铁路的计划时，许多人表示怀疑。他们说，西南刚刚解放半年，地方秩序还很乱，土地改革没有开始，国家财政经济相当困难，哪有力量修铁路呢？也有人说，在中国铁道建设史上，一钉、一木、一轨，从来靠欧美供给；现在和英美关系不通，成渝铁路东不靠海，西没有铁路相连，500多公里的铁路器材，从哪里来呀？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深知当时的客观困难很多，但更清楚成渝铁路对西南人民经济生活的重大影响和它在国防建设上的巨大意义。邓小平指出：“我们还面临着很大困难，不可能百废俱兴，我们只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现在中央批准我们修成渝铁路了，这对西南和四川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四川人民渴望40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并决心用中国人民的手，中国自己的器材，建设一条崭新的人民铁路。”

1950年3月，西南铁路局在重庆嘉陵新村成立。4月，第一批工程人员分赴工地沿线，按铁道部的部颁标准重新对成渝铁路进行勘测。随后，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领导又决定，从西南军区首批调集4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开赴筑路工地。后来，西南军区又从川东军区、川南军区、川北军区、川西军区和西康军区各部队抽调了3万多人，组成5个军工筑路队。加上四川各区招收的1.8万余名失业工人，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筑路大军。7月，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成立，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担任主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和西南铁路局局长赵键民担任副主任委员。

1950年6月15日，盛大隆重的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重庆浮图关下西南军区操场举行。邓小平亲临开工典礼，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们进军西南时，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我们今天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与设备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因此，人民对建设的希望是花钱少，事情办得好。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我们今天订出修路计划，开始兴工，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真正的困难是在开工之后才能发现。所以今天不能盲目乐观，许多的困难问题必须要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逐步求得解决，求得克服，并防止官僚主义的倾向发生。”他强调：“修筑成渝铁路，只要遵守劳动纪律，学会掌握修路技术，紧密团结，努力工作，许多问题都能够逐步地求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