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才
三、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
1962年2月西楼会议后，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共中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财经小组，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特别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鉴于陈云长期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特别是为有效克服当时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困难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主张由陈云担任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据邓力群回忆：“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都主张要陈云同志当组长。陈云同志一再推辞，说他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他有意见可以提，他也相信，财经小组的同志会认真考虑他的意见。这样就确定富春同志当财经小组的组长，周总理、陈云同志都是小组的成员。后来在讨论批转陈云同志的讲话[14]时，少奇同志说，有同志（指邓力群——引者注）向他建议，让陈云同志来当组长，富春同志当副组长，是不是再议一下。富春同志讲，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他自己当陈云同志的助手。会议就这样决定了。当时陈云同志不在场，他知道后还是推让。少奇同志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15]
1962年3月16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飞赴武汉，向正在那里的毛泽东汇报此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等问题。毛泽东同意会议的决定。[16]4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中央的通知：“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同志为组员。”[17]新设立的中央财经小组恢复了1957年1月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建国初期中财委的职能，成为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大政方针的最高决策机构。
中央财经小组重新设立后，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是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在3月7日和8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陈云提出1962年的年度计划需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他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18]按照不怕“伤筋动骨”的精神，中央财经小组确定：1962年的绝大多数重工业生产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到20%。其中，煤产量从2.5亿多吨降为2.39亿吨；钢产量从750万吨降为6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从59.5亿元降至46亿元。[19]这些措施缓和了财政、物资供应紧张的状况，加快了扭转经济比例失调的步伐，为国民经济走出困境打下了可靠基础。
中央财经小组的重新设立，是西楼会议后对国民经济实行“伤筋动骨”大幅度调整的组织保证。陈云重任组长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道，部署和领导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为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消极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在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奋发努力下，国民经济以农业增产为先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有效地得到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2年夏，面对广大农村严重的经济困难情况，陈云提出必须调动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并肯定了安徽等省部分地区采取的包产到户的做法，认为“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 [20]。 但此事关系重大，对这一建议毛泽东可能不会接受，究竟是提出来还是不提，确实是个大难题。很多人劝他不要急于提出，陈云义正词严地说：“不能患得患失。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和人民负责。遇到大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就要尽快提。这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21]本着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陈云同中央常委商量后，毅然向毛泽东提出了分田到户的建议。据陈云秘书周太和回忆：“当时，毛泽东同志未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同志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22]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陈云又受到毛泽东不点名批判。
自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云因支持包产到户、主张分田到户而受到不点名批判后，实际上就离开了中央最高决策层，停止了他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因1962年的所谓“右倾错误”多次受到批判，刘少奇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不得不对支持陈云的报告和推荐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事情做出检讨。他写道：“由于我当时过分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陈云同志的讲话的文件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成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做法的。”[23]
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谢富治攻击陈云说：“刘少奇抬出陈云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24]在1970年9月九届二中全会华东组揭批陈伯达的大组会上，张春桥一伙对陈云进行了围攻。当陈云谈到1962年西楼会议后中央转发了他的报告时，张春桥打断他的话说：“陈云同志，请你出山，也是陈伯达给刘少奇打的电话。那是刘少奇‘主张’同意你的意见。”徐景贤质问陈云：“1962年阶级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时，陈伯达请你出山收拾‘残局’，请你‘恢复元气’，说明他和你的思想是一致的。”[25]
1972年4月，陈云结束在江西蹲点的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不久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26]此时距1962年北戴河会议后实际停止他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工作，并离开实际工作岗位，已整整过去了10年的时间。1973年8月，陈云在中共十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依然被排除在中央最高决策层外。他的主要工作仍是协助周恩来抓对外贸易工作。1975年初，陈云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的工作范围不再限于协助指导对外贸易工作，但仍未回到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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